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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一個新人
  《成為一個新人》這本書是二○一六年起,報導者記者張子午所深入追蹤的精神疾病相關議題與種種事件。從精神障礙不同環節的主體:精神障礙者、親友、社工、醫師的角度切入,也梳理極端社會事件背後脈絡理解困難,到現今社會與精神障礙者共存的幾個案例去思考,期以縮短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作者:張子午
.譯者:
.分類:醫藥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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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倖存者的餘聲──自殺者遺族的漫長旅途

‧ 你並不孤單—自殺者遺族的團體治療模式

  這群被留下來的人,在一九七○年代首次被美國自殺防治中心創辦者,開創現代「自殺學」(Suicidology)的心理學家史奈曼(Edwin S. Shneidman)稱為「自殺者遺族」(Survivorsof suicide)。

  Survivor,「倖存者」之意,傳達出自殺者遺族猶如歷劫歸來的人們,面對全新的生活,卻已被災難性事件烙上無可磨滅的印記。

  「自殺者將其心理的骨骸(psychological skeletons)放置在遺族情緒的壁櫥(emotional closet)裡,他審判了留下來的倖存者,得處理許多負面感受,深陷在參與了自殺行為實際或可能角色的想法,或者無能阻止。這是極大的重負。」史奈曼曾經寫道。

  與因疾病或意外事故身亡者親屬的經驗大不相同,親友自殺比其他類死亡的影響更難面對,困惑、無助、憤怒、恥辱、被遺棄、罪惡感、強烈而持續的悲傷⋯⋯各種複雜的情緒交織纏繞,或者陷入長久的沉默,「冰凍」在自己的傷痛中。

  最大的原因是,找不到意義。

  「人遇到事情總想問:為什麼?他殺可以怪兇手,自殺要去怪死者嗎?還是怪自己?『主客關係』變得非常不確定,就算看到遺書,絕大多數的自殺理由,都是我們事後想出來的。更深層的意義受到衝擊,人生被解構了,有時甚至危及自我的生存價值,使得部分遺族也會產生自殺意念或行為。」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主任方俊凱說。

  史奈曼主張, 每一人自殺至少會影響周遭六位親友。他並開創出「 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的方法,運用類似田野調查的方式訪談自殺者親友,解讀日記、遺書等相關檔案,重建自殺者的生命史,被譽為自殺研究的里程碑,他最著名的案例是參與一九六二年瑪麗蓮夢露的死因調查,最後做出自殺的結論。

  近三十年後,此一研究方法首度運用在臺灣,現任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鄭泰安,從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在東臺灣完成一百一十六名心理解剖案例,從中發現,自殺死亡者的一等血親當中,有自殺行為的比率比一般人高十四%,有家族自殺史的風險也較一般對照組高五倍。

‧ 自殺防治與遺族關懷的矛盾

  然而,當自殺防治訴求的是「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自殺者遺族卻需要學習接受與理解,親人選擇自殺是自由意志的展現,專業者夾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中,常常充滿矛盾與衝突,很難定義出一個既有的方法與模式來服務自殺者親友,因此多年來幾乎沒有其他的機構或團體願意長期投入相關領域。

  「大家認為自殺是件不好的事情,但若已經發生,無法改變,祝福逝者,才能讓活下來的人更好過。」現為全職媽媽的呂欣芹說,她曾參與馬偕自殺防治中心於二○○五年的成立,擔任方俊凱的助理,身為自殺者遺族的她,使得許多有同樣處境的人前來尋求協助。結合自身生命故事以及其他遺族的訪談,呂欣芹與方俊凱合作寫下臺灣第一本以自殺者遺族為主題的專書《我是自殺者遺族》(文經社,二○○八),歸納出自殺者遺族會出現的心路歷程,並具體指出可行的療傷路徑。

  雖然同是從事遺族輔導工作,兩人對於能否「祝福」殺者這件事,最初卻有很大的歧見。如果尊重親人的選擇,似乎也就贊同了自殺行為,甚至間接增加遺族的自殺風險,因此站在自殺防治的立場,雖可同理,卻不能同意,遑論祝福。

  「大部份所謂的專家,他們都沒有真正經歷過,但如果內在反對,你的同理是假的。」呂欣芹強調,「同意死者自殺,就是幫助生者控制悲傷,與悲傷共存,人會變得堅強,儘管石頭一樣重。我跟方俊凱說,先分辨你現在面對的是什麼!遺族面對的百分百是個死人,沒救了!同意他死,因為已經死了。就像盡了一切醫療努力都無效的病患,送進安寧病房後,醫生不會急救一樣。」呂欣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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