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一個新人》這本書是二○一六年起，報導者記者張子午所深入追蹤的精神疾病相關議題與種種事件。從精神障礙不同環節的主體：精神障礙者、親友、社工、醫師的角度切入，也梳理極端社會事件背後脈絡理解困難，到現今社會與精神障礙者共存的幾個案例去思考，期以縮短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文章節錄
《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倖存者的餘聲──自殺者遺族的漫長旅途
‧ 你並不孤單—自殺者遺族的團體治療模式
這群被留下來的人，在一九七○年代首次被美國自殺防治中心創辦者，開創現代「自殺學」（Suicidology）的心理學家史奈曼（Edwin S. Shneidman）稱為「自殺者遺族」（Survivorsof suicide）。
Survivor，「倖存者」之意，傳達出自殺者遺族猶如歷劫歸來的人們，面對全新的生活，卻已被災難性事件烙上無可磨滅的印記。
「自殺者將其心理的骨骸（psychological skeletons）放置在遺族情緒的壁櫥（emotional closet）裡，他審判了留下來的倖存者，得處理許多負面感受，深陷在參與了自殺行為實際或可能角色的想法，或者無能阻止。這是極大的重負。」史奈曼曾經寫道。
與因疾病或意外事故身亡者親屬的經驗大不相同，親友自殺比其他類死亡的影響更難面對，困惑、無助、憤怒、恥辱、被遺棄、罪惡感、強烈而持續的悲傷⋯⋯各種複雜的情緒交織纏繞，或者陷入長久的沉默，「冰凍」在自己的傷痛中。
最大的原因是，找不到意義。
「人遇到事情總想問：為什麼？他殺可以怪兇手，自殺要去怪死者嗎？還是怪自己？『主客關係』變得非常不確定，就算看到遺書，絕大多數的自殺理由，都是我們事後想出來的。更深層的意義受到衝擊，人生被解構了，有時甚至危及自我的生存價值，使得部分遺族也會產生自殺意念或行為。」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主任方俊凱說。
史奈曼主張， 每一人自殺至少會影響周遭六位親友。他並開創出「 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的方法，運用類似田野調查的方式訪談自殺者親友，解讀日記、遺書等相關檔案，重建自殺者的生命史，被譽為自殺研究的里程碑，他最著名的案例是參與一九六二年瑪麗蓮夢露的死因調查，最後做出自殺的結論。
近三十年後，此一研究方法首度運用在臺灣，現任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鄭泰安，從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在東臺灣完成一百一十六名心理解剖案例，從中發現，自殺死亡者的一等血親當中，有自殺行為的比率比一般人高十四％，有家族自殺史的風險也較一般對照組高五倍。
‧ 自殺防治與遺族關懷的矛盾
然而，當自殺防治訴求的是「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自殺者遺族卻需要學習接受與理解，親人選擇自殺是自由意志的展現，專業者夾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中，常常充滿矛盾與衝突，很難定義出一個既有的方法與模式來服務自殺者親友，因此多年來幾乎沒有其他的機構或團體願意長期投入相關領域。
「大家認為自殺是件不好的事情，但若已經發生，無法改變，祝福逝者，才能讓活下來的人更好過。」現為全職媽媽的呂欣芹說，她曾參與馬偕自殺防治中心於二○○五年的成立，擔任方俊凱的助理，身為自殺者遺族的她，使得許多有同樣處境的人前來尋求協助。結合自身生命故事以及其他遺族的訪談，呂欣芹與方俊凱合作寫下臺灣第一本以自殺者遺族為主題的專書《我是自殺者遺族》（文經社，二○○八），歸納出自殺者遺族會出現的心路歷程，並具體指出可行的療傷路徑。
雖然同是從事遺族輔導工作，兩人對於能否「祝福」殺者這件事，最初卻有很大的歧見。如果尊重親人的選擇，似乎也就贊同了自殺行為，甚至間接增加遺族的自殺風險，因此站在自殺防治的立場，雖可同理，卻不能同意，遑論祝福。
「大部份所謂的專家，他們都沒有真正經歷過，但如果內在反對，你的同理是假的。」呂欣芹強調，「同意死者自殺，就是幫助生者控制悲傷，與悲傷共存，人會變得堅強，儘管石頭一樣重。我跟方俊凱說，先分辨你現在面對的是什麼！遺族面對的百分百是個死人，沒救了！同意他死，因為已經死了。就像盡了一切醫療努力都無效的病患，送進安寧病房後，醫生不會急救一樣。」呂欣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