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曼布克文學獎得主卡勒斯納霍凱‧拉斯洛代表作，匈牙利電影大師貝拉‧塔爾傳奇之作《撒旦的探戈》同名原著小說。故事發生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莊，在陰雨連綿、一片泥濘的晚秋日子裡演繹著酗酒、通姦、陰謀、背叛、做夢與夢破的活報劇。小說人物遭受命運操弄擺布，殘酷無情且荒蕪蒼涼，卻令人深深著迷，充滿愉悅的怪誕。伊里米亞斯的出現在村裡人眼裡無異於救世主、彌賽亞，點燃了他們絕望中的希望；他們欣喜若狂地追隨他，跟著他跳起撒旦的死亡之舞……
文章節錄
《撒旦的探戈》
【譯者序】活在陷阱中跳舞／余澤民（節錄）
3
我與卡勒斯納霍凱．拉斯洛相識在二十五年前，那時我剛漂泊到匈牙利不久，他也剛出版了那本名為「烏蘭巴托的囚徒」的中國遊記。他是一九九一年以記者的身分去中國的，中國政府邀請各國記者去中國訪問，拉斯洛在華期間得到了周到、完美的安排，他的文字和他看到的面孔一樣帶著笑容。
我第一次見拉斯洛是在一九九三年早春，在匈牙利南方的塞格德市。那正是我最落魄的時候，沒工作沒錢沒身分，寄宿在好友海爾奈．亞諾斯（Herner János）博士家，準確地說是被他收留。亞諾斯年長我十歲，當時在尤若夫阿蒂拉大學（現塞格德大學）歷史系任教，一九八九年後率先創辦了一份在精英階層影響甚廣的文史雜誌《2000》，成為文化名人，並以Q.E.D 出版社社長的身分先後出版了由著名哲學家、翻譯家兼畫家庫拉瓊．伽博爾（Karátson Gábor）老先生翻譯並作注的《易經》和《道德經》，他和拉斯洛是好朋友，出版過拉斯洛的短篇小說集《優雅的關係》，現任匈牙利塞切尼國立圖書館副館長。在當時，亞諾斯就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一大群大學師生、學者和詩人、作家在身邊，卡勒斯納霍凱．拉斯洛就是其中之一，當時他還是文學界的「當紅小生」。
我記得很清楚，那次是亞諾斯邀請拉斯洛到塞格德與讀者見面，提前幾天，亞諾斯就一再叮囑我，這個週末哪兒也別去，說要把我介紹給一位「當代最優秀的作家」，他還說，那位作家很想跟我聊聊中國。可以想像，他對作家也說了一套介紹我的好話。總之，那次會面是雙方共同期待發生的，有朋友做仲介，都帶了美好的預期。
拉斯洛是個高個子，稍微有點駝背，總喜歡穿藍色或黑色的棉布外套，最有個性的該算他常戴的黑色禮帽，長髮齊肩，一副我想像中的田園詩人氣質。雖然對一位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適合用「漂亮」來形容，但他確實長了一副兼靈秀飄逸、浪漫敏感、深邃成熟於一體的漂亮面孔，深棕色的絡腮鬍修剪得俐落整齊，額頭很高很寬，即使在冬天也晒得紅紅的，髮際很高，那時齊頸的長髮還沒變灰白，唇鬚下掛著溫善友好、能夠融化陌生的微笑。說話的時候，他會目不轉睛地盯著你，湖藍色的眼睛明澈透亮，透抵人心，既有孩子的真純、成年人的狡黠、音樂人的熱烈，也有思想者的深邃。我想，大凡第一次見到拉斯洛的人，都會被那雙波斯貓般的眼睛和裘德·洛式的微笑迷住，他講話的音調也溫和、委婉，如同朗讀自己小說中繞山繞水的長句。
拉斯洛說，他一九九一年第一次去中國，回來後寫了一部散文體遊記《烏蘭巴托的囚徒》。「我從中國回來，一進門就向家人宣布：從今天開始咱們改用筷子！」他的英文講得很流利，繪聲繪色，家人聽了莫名其妙，以為他在發神經，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場持續了多年的「中國病」。從那之後，不管他走到哪兒，都不忘搜集與中國有關的各種書籍，關心與中國有關的消息和新聞。在外吃中餐，在家聽京劇，不管跟誰閒聊，開口閉口都離不開中國。他尤其迷戀古代中國，崇拜詩仙李白，他自稱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國味道」。他說：「只要在街上遇到一個亞洲人，儘管分不清他們是不是中國人，我都忍不住想告訴他們，你好，我去過你們的國家。」他給了我一張帶中文的名片，上面印有「好丘」二字。他說那是他的中文名，是他上次去中國之前特意請一位漢學家朋友幫他起的，一是取「美麗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卡勒斯納霍凱就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與孔夫子掛鉤。雖然我覺得這名字不妥，但還是保持了善意的沉默。我能想像出中國人接到他名片時的微微皺眉，也能想像出他繪聲繪色對自己中文名的得意解釋，這名字怪雖怪，但很可愛。
雖然拉斯洛去過一趟中國，但在亞諾斯家，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個能夠做為「朋友的朋友」近距離接觸的中國人。拉斯洛是個情感豐富、善於表達的男人，不但知道如何被別人欣賞，也知道如何欣賞別人，儘管他極富陰柔與自戀，可一旦對誰產生興趣，便會表現出無盡的耐心和溢於言表的情感，會用童話般的語調講一段長長的小事，會用詩一樣的詞語讚美你。生活中的他，就像一位既迷戀自然又在乎自己的印象派畫家，不失毫釐地觀察日出日落的色彩，體驗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然後將思維轉換成文字，畫到紙頁上。
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跟我聊到了李白，他說李白是他最崇拜的中國詩人，他讀過許多李白的詩，要知道，科斯托拉尼．德熱、沃洛斯．山多爾、法魯迪．久爾吉、伊雷斯．久拉、薩布．呂林茨等多位匈牙利大文豪、大詩人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翻譯過李白的作品。叫他感到驚異的是，在唐代的中國，怎麼會出現一位在歐洲人眼裡的「現代派詩人」？談到興奮之處，他要我抄一首李白的詩給他，我便用毛筆寫了一幅〈贈汪倫〉，我不僅用中文吟給他聽，還將大意翻譯給他，他從書架上找到一本二十世紀六○年代出版的匈文版《李白詩選》，還真找到了這首的譯文。讀罷，他點頭微笑：「妙極了，這比韓波的情詩更動人。」我不知道韓波是否真給魏爾倫寫過情詩，不過他的這個比喻讓我會心地笑了，覺得這個人很浪漫，很敏感，很個性，很隨意，在他思想的原野幾不設防，也沒約束。更何況，詩歌本身就是一種曖昧的文體。
這天晚上，拉斯洛和我聊得投機，索性邀我隨他一起回家小住幾日，連夜開車帶我離開了塞格德。當時，他住在北方一個叫喬班考的小村莊裡，我在那裡住了有一個星期。（文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