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人類進入了影像的時代。可隨身攜帶的照相機發明，使攝影師可以帶著相機，走入歷史現場，在動態的瞬間攫取影像。卡提耶-布列松可說是二十世紀最負盛名，影響最深遠的攝影名家。他風格獨特、具有人文深度，攝影作品在藝術史上屢屢留名；他有關攝影觀念的談話──如「決定性瞬間」等概念的提出──，加上他與友人創辦馬格蘭攝影通訊社，為現代報導攝影首開先河，一切都使他在攝影史上地位屹立不搖。本書回顧卡提耶-布列松精彩的一生。他帶著他的徠卡相機，走入二十世紀的歷史巨變的現場，永遠改變了我們看見世界的方式。
文章節錄
馬格蘭催生了「五個W」理論，是每個報導攝影師拍攝前必須回答的問題：「哪裡（Where）？何時（When）？為什麼（Why）？誰（Who）？發生什麼事（What）？」這個原則適用於所有人，並深深刻印在攝影師的潛意識裡，幾乎成了反射動作。對卡提耶—布列松來說，除了這五大原則，還要堅持的就是卡帕曾給過他的建議，他永遠謹記的建議：「小心標籤，特別是超現實主義者的標籤。做一個單純的攝影記者，並做你想做的事。」
這是典型的卡提耶—布列松式矛盾，既解放了他，又限制了他。新聞攝影為他所用，但他也為新聞攝影所用。他保持著詩人的靈魂，現在也是個職業漫遊者。他的主要問題在於如何避開紀錄式攝影的陷阱，如何反映自己所屬的時代，並且杜絕那些如廉價證詞般的影像素材。對他而言，攝影師的重要性不在於提供證據，而是靈感：「關鍵在於細微的差別，整體概念沒有意義。斯湯達爾萬歲！小細節萬歲！毫米之間就可見區別。而那些用證據來證明的東西只是在生活面前的妥協。」也就是說，他既要是一名記者，又要保持詩意的觀點，這意味著他將永遠在反映事實和超越事實之間掙扎。
在雅爾達會議的兩年後， 馬格蘭的幾位創辦人瓜分了全世界：卡帕和希姆管歐洲，羅傑負責非洲和中東，而亞洲則屬於卡提耶—布列松。這分界不是固定的，主要根據他們個人的喜好而定。因為卡提耶—布列松的妻子來自亞洲，所以他挑選了這一塊。一九四七年八月，聯合國（剛取代失去信用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指定卡提耶—布列松為信息部的攝影專家，緊追那些還受歐洲桎梏的國家追求獨立的浪潮。卡提耶—布列松的政治信念、性格，加上他對妻子拉娜的同理心，使他認為去殖民化是戰後世界的重要工作，這不只是時代精神，還是歷史的教訓。
於是卡提耶—布列松登上了一艘開往印度的貨輪。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的午夜，印度獨立了，大英帝國皇冠上的珠寶墜落到了國族主義者手上。印度次大陸分裂成由尼赫魯擔任總理、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以及由真納建立、信奉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然而，聖雄甘地在幫助印度實現獨立夢想後，卻在這兩個國家都找不到自己的歸屬。分裂可說是他個人的失敗。剛治癒沒多久的歷史傷口又裂開了，一千兩百萬難民帶著恐懼、仇恨和血污從一邊逃向另一邊。在這次大逃離前，無以計數的人民遭到屠殺，無論是印度人手中的穆斯林，或是穆斯林手中的印度人，都不能倖免。甘地再度發動他的唯一武器：絕食。從九月開始，為了讓加爾各達恢復理智，他宣布絕食，必要時不惜一死。幾天後，他贏得了戰鬥，也把注意力轉向政治與行政首都德里，這裡已被難民的鮮血浸透。
甘地當時住在一名富裕的印度教友人家裡，那是一幢名叫貝拉之家（Birla House）的廊柱式房屋，位於對抗雙方的中間地帶，具有象徵地位。然而，舒適的住所並沒有改變甘地的生活方式，他所收養的孩子圍繞著他，讓他深陷憂鬱。但他仍然接見訪客，包括法國議員舒曼（Maurice Schumann）；舒曼受議會主席拉馬迪埃（Paul Ramadier）之命來執行一項微妙的任務：說服印度人尊重五個法國商貿口岸的殖民狀態（朋迪榭里市、金登訥格爾、卡來卡、亞南和馬埃島〔Pondicherry, Chandernagore, Karikal, Yanaon, Mahé〕）。舒曼是最後一位長時間採訪甘地的法國人，但不是最後一位看見甘地處在如此緊張的先知情緒中的人，只有專業見證人和運氣好的藝術家才能捕捉到這樣的一刻。
卡提耶—布列松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到達印度，這時印度已經獨立一個月了。他們乘坐一艘二戰時被英軍繳獲的德國船，由於船員的問題，他們被迫滯留在蘇丹港和阿登（Aden）港間。沒有雜誌社合約的約束，卡提耶—布列松沒有時間壓力，但他仍迫不及待要開始工作了，因為歷史正在發生，刻不容緩。
（本文節錄自《卡提耶-布列松：二十世紀的眼睛》第六章：從紐約到新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