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兼哲學家瓦爾特‧班雅明被公認為二十世紀大思想家之一，他的晚期作品集《柏林童年》寫他在柏林成長時所見的人事物與兒時漫遊的回憶，相當於他的童年自傳，如今被認為具有柏林文化史意義，很多人拿來做文化材料。台灣這次譯本收錄幾個流傳版本中最重要的兩個版本，順序、修辭略有不同，提供讀者思考作者為何調動文稿。
許多人讀了班雅明的文章，認為最優美的散文莫過於此，更特別是他的作品被認為「跨界」，即使散文仍影響學術界甚深，例如他形容工業複製時代的文明，複製的聲音與畫圖不斷出現，人們可隨時隨地聽見美好的聲音與繪畫，但畫圖原來的獨一無二，攝影術出現後消失了，造成靈光消逝的世代。這種論述既迷人又詩意。
書裡柏林處在德國邁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工業時代興起的近代城市，才剛有的旋轉木馬、電話機，在他筆下都超出一般人想像的好。例如旋轉木馬轉動時，乘者像進入中南美原住民部落的征服者，恢復原樣時，木馬鎖在原地無自由。由於班雅明生於1892年，1940年自殺而死，本書寫到距今超過一百年前的柏林樣貌。
做為思想家和猷太人，班雅明最慘是相信共產黨，在女友和他分別被關進俄國與德國的集中營後，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已走不通，沒有可以相信的政權可以捍衛了。信仰幻滅之下，他在從集中營逃走的路途中自殺。讀者可以體悟他回不去的美好童年時光，也可了解他特別能代表那個時代知識份子悲劇的象徵意義。
文章節錄
少年讀物
從學校圖書館裡我得到了最心愛的書，它們是分發給低年級學生的。班主任喊到我名字以後，那本我要的書就踏上了越過一張張課桌走向我的旅程：一個同學將它傳給另一個，或者它會越過同學們的頭頂被交到出聲應答的我手中。曾翻閱過它們的手在書頁上留下了印跡，收束書脊裝訂線的繩線壟起於書脊上下兩端也都髒兮兮的。尤其是書脊顯然忍受了許多粗魯的使用，因此封面和封底無法對在一起了，書的切面歪斜著，形成了一層層小階梯和平台。有些書頁上還掛有細細的網線，宛如樹枝間晚夏的遊絲。在初學閱讀的時候，我曾把自己編織其中。
書被放在一張過高的桌子上。閱讀的時候，我堵上兩隻耳朵。這種無聲的敍說我何嘗未曾聆聽過？當然不是聽父親說話。我冬天站在暖意濃濃的臥室窗邊，外面的暴風雪有時會這樣向我無聲地敍說，雖然我根本不可能完全聽懂這敍說的內容，因為新雪片太迅速而密密地蓋住了舊雪片。我還未及和一團雪片好好親近，就發現另一團已突然闖入其中，以致它不得不悄然退去。可是現在時機到了，我可以透過閱讀那密密聚在一起的文字去尋回當初我在窗邊無以聽清的故事。我在書中遇見的遙遠異邦，就像雪片一樣親昵地交互嬉戲。而且因為當雪花飄落時，遠方不再向遠方去，而是進到了心裡，所以巴比倫和巴格達，阿庫 和阿拉斯加，特羅姆瑟 和特蘭斯瓦爾 便都在我的心裡。柔和的濃霧繚繞這些城池，其中的流血和驚險無可抗拒地阿諛奉承我的心，以致我對這些被翻破的書本永遠忠心耿耿。
或許我還忠心於那些更破舊、已無法再見的書籍？也就是那些我僅在夢中見過一次的美妙無比的書籍？這幾本書叫什麼名字？我除了它們已失蹤許久和再也無法找到之外，便一無所知。而夢中，它們靜躺在一個櫃子裡，醒來之後我不得不承認，這個櫃子是我從未見過的。可是在夢中我們就像是老相識。這些書不是豎立著，而是平躺在櫃子裡一個天氣惡劣的角落。書本裡雷雨交加。隨意打開一本，我便會被帶入一個封閉的世界，那裡變化多端、模糊幽暗的文字正在形成孕育著紛繁色彩的雲朵。這些色彩翻騰著，變幻不定。最後，它們總是變成一種宛如被宰殺後動物內臟顏色的紫色。那些書的名字與這種不被重視的紫色一樣不可名狀和意味深長。我覺得，它們一本比一本離奇，一本比一本親切。可是，就在得以拿到那本最好的之前，我醒了，還沒來得及觸摸一下那幾本舊舊的少年讀物，哪怕是在夢中。
電話機
不知是由於電話機的構造，還是由於記憶的緣故——可以肯定的是，在記憶中的餘音裡，最初幾通電話裡的聲音聽起來和今天的就是不一樣。那是一種夜晚的聲響，沒有繆斯為它報信。發出這種聲音的夜就是萬物誕生之前的那個夜。蘊藏在電話機裡的聲音是一個新生兒。電話機是與我同日同時生的孿生兄弟。我親身經歷了它在最初幾年是如何慢慢脫離怠慢的。後來，當水晶吊燈、壁爐屏風、棕櫚盆栽、靠牆長桌、圓形茶几和凸肚窗護欄這類曾在客廳裡稱雄的東西早已毀朽和銷聲匿跡後，電話機猶如傳說中才有的英雄，本被流放山谷，冷落在陰暗的過道，現在帝王般地遷入年輕一代人居住的光線充足而明亮的房間。電話機成為年輕人寂寞中的安慰。不再有希望、想要告別這個惡劣世界的人，電話帶給他們最後一絲希望的光芒。被離棄的人與它分享床褥。當初電話機被流放的刺耳聲音，現在由於大家對它的依戀而變得柔和了。
許多使用電話機的人並不知道它剛出現時曾在家庭中造成了多大的災難。兩點至四點間，當又有同學想與我談話時，電話鈴一響，簡直就像是警報聲，它不單單騷擾了我父母的午休，而且還使他們所屬的那個時代受到了威脅。對此，父親與有關管理機構看法不一的情況常常發生，更何況是對投訴機構破口大罵大發脾氣。而最令父親達到發洩高潮的，是那個被他搖動幾分鐘之久，令他忘乎所以的電話機手柄。這時候他的手就像一個處於迷狂狀態的穆斯林那樣無法控制。我心驚肉跳，我肯定，此時電話機那頭粗枝大葉的女話務員會受到被手柄搖出的電流擊倒的懲罰。
那個時候電話機受壓抑和排斥地被掛在過道深處不起眼的角落裡，一邊是擺放髒衣服的箱子，一邊是煤氣表。從那裡響起的電話鈴聲將柏林市公寓內本來該受到的驚嚇放大了好幾倍。每當我好不容易說服自己，為結束那急促難忍的鈴聲而摸索著穿過暗黑的過道，拿下那兩個像啞鈴那麼重的聽筒，將頭埋進去時，我便毫無選擇地只能聽任話筒裡那個聲音的擺布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削減話筒裡這個聲音對我的暴力侵犯。我無能地痛苦著，任它摧毀我所知覺的時間、計畫以及義務。就像對由彼岸傳來被附體的聲音俯首聽命，我也完全聽從了電話機那頭向我發出的第一個最佳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