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電影導演像大衛．芬奇如此著迷於「高層次、由上而下的控制」概念，他看待形式相當嚴謹，技術層面上一絲不苟，電影製作對他來說是場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賽局。
《解謎大衛．芬奇》詳細梳理了那些形塑「大衛．芬奇導演」風格的微小脈絡，將其生涯 12 部電影、影集，以六大主題進行全面且深度的剖繪。其中主題包含社會階級、罪犯與邊緣人、反體制、厭女文化、網路科技所帶來的心理扭曲，以及芬奇本身對於電影史的爬梳。
全書用一個「解謎遊戲」的框架來包裝，仿擬大衛．芬奇調查故事、解構角色心理的方式，搭配大量劇照、繪圖、側拍、資料靈感，讓我們能夠循著線索，一窺芬奇燒腦、極致的電影世界。
文章節錄
《解謎大衛．芬奇：暗黑系天才導演，與他眼中的心理遊戲》
《鬥陣俱樂部》
費茲傑羅曾說過一句名言：「要測試擁有一流智力的人，就要看他是否能夠在同時承受兩個抗衡意念時，還保持運作。」帕拉尼克的書與芬奇的電影展現了這句名言的高尚與自大，因而獲得熱烈討論。《鬥陣俱樂部》不只是一本深入的辯證小說，更直接把主角（與他的一流智力）分裂成兩個角色，滑稽地模仿辯證法的概念。兩個分裂的角色表面上有著對立觀點，其實是同一人。我們以為造成破壞的那把扳手，原來只是機器裡一個小齒輪。這個辯證最後自我折疊，就像一條吞食自己尾巴的銜尾蛇。
「我讀完那本書，然後思考怎麼把它發展成一部電影？」1999 年秋天，芬奇如此告訴《電影評論》雜誌的史密斯。彷彿是在回應庫柏力克 1962 年改編納博科夫備受爭議的小說《蘿莉塔》時的電影宣傳標語（那句標語是：「他們到底怎麼把《蘿莉塔》拍成電影的？」）。這兩個案例都面臨要轉化宏觀複雜、第一人稱敘述的挑戰，作品中更延伸出對旁白、題外話與當代流行文化（甚至對寫作行為本身）的解構註解，並且在這個挑戰裡，還伴隨著一個內容方面的問題。
芬奇本來計畫自己買下小說的電影拍攝權，但以《異形 3》折磨他的電影公司老闆搶先一步。「每次聽到『福斯』都會讓我束手無策，」芬奇告訴陶賓：「但我覺得這是需要堅持到底的事，所以我和二十世紀福斯（主要以聲望為製作導向的福斯公司）的大老闆蘿拉．澤斯金碰面。我說真正的煽動行為並不是製作三百萬美元的版本，而是一個更大製作的版本。然後他們就像在說：『證明給我們看！』」
《鬥陣俱樂部》的製作由資深的福斯執行長比爾．麥康尼克拍板定案。麥康尼克也曾簽下幾部高風險的投資，例如《紅色警戒》與《選舉追緝令1998 》。布萊德．彼特擔綱演出是麥康尼克答應的主要因素，這種因為選角而促成協議的情況，就像保羅．湯瑪斯．安德森因為湯姆．克魯斯參與演出而得以開拍《心靈角落》。兩部片的關聯性，加上兩位電影明星守護神各在片中飾演某種「自救大師」，《鬥陣俱樂部》的極端性與其難得的電影公司資助都代表著美國電影的一個典範轉移時刻。此片成功包裝成六千萬美元的大製作，大膽地把藝術信念與搖擺不定的管理階層匯集在一起，而那種搖擺不定，就像尼可拉斯．范歐頓在《致命遊戲》結尾支付自己（象徵性）的葬禮費用一樣。
烏爾斯著手改編帕拉尼克的小說時，提出「破壞計畫」的終極目標就是摧毀信用卡公司。而彼特與諾頓正式加入後，為了更精煉素材中的犬儒主義，芬奇與安德魯．凱文．沃克在腦力激盪會議上也會徵詢他們的意見。「他們會在彼特家或好萊塢中國戲院對面的辦公室逗留，在那裡喝激浪汽水、玩迷你泡棉籃球。他們也會聊上好幾個小時，興奮地談論這部電影的數個要旨，比如陽剛特質、消費主義，還有他們惱人的前輩。」布萊恩．拉夫特利在他的著作《史上最棒的電影年》寫道，詳述這種遭《鬥陣俱樂部》猛烈抨擊的男性社交慣例。
拉夫特利引用芬奇在前製期最後階段向福斯發出的真正通牒：「你有七十二小時來告訴我們你有沒有興趣。」而在莫特蘭 2006 年的著作《日舞小子：年輕怪才如何搶回好萊塢》裡，還可以找到這位導演其他傲慢的例子，且該書對於《鬥陣俱樂部》竟然能在保守派媒體大亨魯柏．梅鐸眼皮底下開花結果有這麼一段描述：「這就像耶穌誕生一樣神奇……發行公司的老闆是資本主義體制的主要領導者，但電影主角試圖解體的就是這種體制，而且該公司還是芬奇製作《異形 3 》時產生衝突的那家！」這兩位作者也都幽默地提及這部片為福斯管理階層所舉辦的那場「傳奇」定剪首映，據製片艾特．林森所述，當時那些主管都「像是吸了迷幻藥的鯉魚般一樣蠕動拍打，疑惑著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反權威惡作劇者的這件斗篷很適合芬奇，他是沉著組織怪誕作品的導演。電影前半段刻畫了一段創業冒險，泰勒與傑克在一間抽脂診所偷竊，身體力行地重現「靠山吃山」這自立的格言。他倆「把富婆屁股的肥油賣還給她們」的計畫，正是約翰．杜爾典型的「一磅肉」主張。兩人在鬼地方般的小餐館喝酒博感情時，閒談關於約翰．韋恩．波比特（被閹割的小報守護神和 90 年代重要的偽名人）並幻想把威廉．薛特納與甘地揍一頓。泰勒選擇甘地作為練拳的歷史人物，當他允許黑幫分子把自己打到半昏迷，以作為鬥陣俱樂部總部在下班時間繼續經營的交換條件，就是在向這位不合作運動的大師致敬，這是一場讓他像基督般以被痛打的方式獲得道德權威的感性演出。
但最能總結芬奇為素材所下的賭注和瑕不掩瑜的成就，是當泰勒坐在駕駛座（非常具隱喻意味），逗弄地放開方向盤，而傑克在此飛車上，透過乘客視角驚恐並狂喜地觀看著的場景。在這場戲，芬奇化身成一個撞擊測試用的假人，帶著他自己、他的電影、他的觀眾衝進並穿過一條布滿產業陷阱與銀幕禁忌的障礙賽道，雖然他飽受摧殘且傷痕累累，卻絕對不無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