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探討繪師和印刷師在呈現科學資料與理論時運用的手法，乃至近東地區的植物插畫起源，以及寫實畫作與理想形象的差距、繪師先備知識的作用，圖像與文字的整合。繼之為植物學簡史，著眼於插畫如何在植物的命名和分類、生理學和實驗以及演化和遺傳方面呈現重要觀察結果。不一樣的繪師與野外實察方式，對於發掘生物亦有多樣性貢獻。最終，將之用於教育，提升植物插畫在植物科學理論傳播中的角色。
內容節錄
《妝花：世界植物插畫演進史的藝術之美與科學思辨》
什麼是植物插畫？
植物插畫是一種如實反映植物外觀的作品，仔細描繪了轉瞬即變、有時還很脆弱的植物構造。十九世紀的法國藝術家安東．帕斯卡（Antoine Pascal）在著作中探討比利時繪師皮埃爾．約瑟夫．雷杜德（Pierre Joseph Redouté）所運用的植物插畫技法時表示，「花卉繪畫有三種用途：直接應用於工業、用來展示植物學知識，或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品。」
義大利畫家朱塞佩・阿爾欽博托（Giuseppe Arcimboldo）以鮮花、果實和種子入畫，完成了匠心獨運的〈四季〉系列油畫（The Four Seasons, 1563, 1572-3），這些作品就符合前述標準。阿爾欽博托對每個元素的描繪如此精確，讓人得以辨識畫中的蔬果。相較之下，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的〈向日葵〉（Sunflowers, 1880s）系列畫作，或克勞德．莫內（Claude Monet）繪製的〈睡蓮〉（Water Lilies, 1890s-1920s）系列作品，則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在梵谷和莫內的畫中，雖然能大概看出植物的類別，但看不出細微而重要、通常極為毫末的特徵，那卻是不同物種之間的決定性差異。
在古希臘、古埃及、亞述帝國和古中國文化裡，人們都曾創造能長期留存的植物圖像。早在西元一千年以前，忠實呈現中藥藥草外觀的圖畫就已出現，不過，「可識別性」的標準其實與西方科學的發源地——東地中海地區——以及人文主義的興起息息相關。植物圖像花了一段時間才慢慢被納入西方世界研究大自然時的科學方法，與此同時，跨文化的交流無可避免地影響了西方植物插圖的實踐。比方說，拜十七和十八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所賜，中國和歐洲的植物插圖在東西方世界之間相互傳播，而十八世紀的印度本土繪師也對歐洲的植物分類學貢獻良多。
光是憑著高超的技法精準畫出植物的外觀，尚不足以創造出具有科學用途的植物插畫。圖書館和檔案室有許多精美的植物插畫，卻不見得有科學價值，原因是缺乏詮釋資料（metadata），也就是解讀這些插畫的脈絡：它們是在何時何地由誰創作？另外，未出版的插畫永遠不會被納入經由同儕審查而產生的科學論文中。一幅插畫要發揮完整的科學價值，除了要精確描繪植物、附上資料和用來佐證的實體標本之外，還要在科學界擴散、流傳，供科學家研究、審查和評論。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博物學家理查．史布魯斯（Richard Spruce）花了十五年，在南美洲北部的亞馬遜河流域探索山巒與森林。他一邊旅行，一邊採集標本和文物，這些珍品日後都歸入了歐洲和北美洲的文化收藏。史布魯斯尤其對小而嬌嫩的蘚類植物（liverwort）感興趣，這些植物生長在森林的地面、樹幹、溪流和池塘的邊緣，與苔類植物（moss）有著親緣關係。回到英國後，史布魯斯立即投入多年的時間，以維多利亞時期慣用的科學格式來分類與記錄發現。比方說，他在一八八四年出版的《亞馬遜河流域與安地斯山脈的蘚類植物》（Hepaticae Amazonica et Andinae）共收錄數百個物種，用來說明的石版插圖共用掉二十二塊圖板。這些插畫的作者是頂尖苔蘚學家羅伯特．布雷斯維特（Robert Braithwaite）與英國真菌學家兼植物學家喬治．愛德華．馬西（George Edward Massee），兩人都與史布魯斯密切合作。
最具科學價值的植物插畫誕生於科學家、繪師和印刷師的緊密合作，正如十八世紀的瑞典博物學家卡爾．林奈（Carolus Linnaeus）強調：「要創造一幅值得讚賞的畫作，畫家、雕版師和植物學家同樣不可或缺；如果有任何一員出了差錯，畫作就會有缺陷。」科學家可能會提供受描繪的物件或闡述要表達的概念，再由繪師承接這個願景，運用活生生或死去的植物作畫。要讓繪師的作品被納入科學界的討論，則須將它們轉化成可以流通的媒介；在過去，這就意味著印在紙上。科學家、繪師和印刷師可以是同一個人，在更多時候，科學家、繪師和印刷師是各自獨立的角色，因為他們仰賴的技能是互補的，很少人可以集所有能力於一身。因此，植物插畫的出版向來是合作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