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在舉辦世界博覽會，展現中國國力的強盛趨勢，但上海真正的十里洋場是在中國共產黨1949年執政以前。旅居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葉文心寫了一本《上海繁華》，從都會經濟角度介紹從19世紀到20世紀、1949年之前的現代上海發展經過，雖是學術論著，卻很好看，有助一般人了解上海都會崛起的過程。
有趣的是，這本書聯結到從租界角度看上海經濟發展，也從中國內部角度看上海發展。上海開埠源起於鴉片戰爭訂定南京條約後，上海的英國租界成立，使西方潮流登陸中國，但還未能使上海繁榮，而是到「太平天國」作亂，華南與華中捲進戰亂，使得所有商業活動集中到上海，上海因此成為全國最大商埠。
作者雖然研究談論上海的經濟，卻也從人的角度切入，講述上海高層社會以及與商業有關的人物故事，從小人物故事看上海的誕生與崛起，也從小人物的命運，搭配都會符號與企業等觀點，整體來看上海與近代中國的命運，因而也讓讀者更認識上海人，可讀性相當高。
回顧近代歷史，1949年中共在中國執政後，嚴禁資本主義，已成東亞第一大都會的上海因而沒落，直到近來二十年中共改革開放後，上海才重新進入發展階段；所以，上海重要的歷史與巔峰階段仍是在1949年以前。《上海繁華》書中多元層面的分析，在大陸經濟崛起，上海再成重要據點時，拿來對照，應足以發人省思。
文章節錄
《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導 論
鴉片戰爭（一八三九～四二）之後，百年之內，上海崛起，成為東亞第一大都會。活躍在上海的是一個內涵豐富的中產市民階層，他們興起，成為中國社會現代發展的重要成員。傳統中國是賤商的。而這個新興市民階層，卻又是以商為業的。上海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但在於上海的工商發達，更在於上海的新商人在都市轉型的背景之下，取得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上海的新商人多數高度西化。他們也活躍在外國租界。但是他們卻能成功地把新式工商建構成近代中國富強的支柱。傳統中國有「無商不奸」的說法。而在上海，新商人雖然透過市場追求財富，但是大家相信這並不算是個人的圖利行為，而是為了追求國家的富裕。新商人雖然累積個人資產，然而大家也相信他們所用的手段並不是欺騙與貪婪，而是透過專業知識與企業組織，以科學方法創造新財富。上海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成功地建構了這個近代新富階層，把他們塑造成一股愛國、專業與自治的力量。
這個都會新商論述，為當時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圖景。透過學校與出版物，上海新興企業對當時年輕人傳遞了一個訊息，就是一個人只要學有所長，不斷努力求新向上，就可以在都會新經濟之中贏得一席地位，賺得一份資產，建立一個幸福的小家庭。上海的都市新型企業會給年輕人提供無數自我實現的機會。上海的繁華是每個有為青年所可以擁有的世界。
然而不幸的是，正當這個近代中國資產階層都市論述在上海植根成長之際，全球經濟發生了大不景氣，股市崩潰，工廠倒閉，上海的新興工商也被捲進這個漩渦。剛剛成形的中產階層論述，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對廣大的職工來說，許多人即使勤勤懇懇，努力工作，拚命向上，也難以保住一份職業。三十年代上海的白領階層失業率大增，一向靠自己的工作收入養家立業的職業者發現自己仰不能事父母，俯不能卹兒女，在茫茫職場之中無依無靠，不知何去何從。這種危機感，深切地動搖了資產階層都市論述的說服力。
三十年代中期，一股左翼思潮在上海崛起，把都市資產階層個人與家庭的出路跟國家民族的出路結合起來論述。根據這個說法，市民階層的悲劇，並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國家命運在帝國主義體系之下的寫照。上海的中國民族資本逃不出西方殖民主義經濟勢力的籠罩，也逃不出帝國主義一貫的侵略與剝削。都市的市民階層如果想要為自己及家人找到生機，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社會主義的陣營，以國為家，以集體結合的力量與剝削者作正面的戰鬥。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上海的許多新型企業跟隨國民政府，搬遷到抗日後方去。沒有搬遷的產業在上海淪陷之後不得不逐漸跟敵人妥協，否則就存活不下去。上海工商企業的名人領袖們於是在愛國這個題目上，比起民國初年，失去了他們的發言立場。相對於企業員工，這些領導人不久也就被看成純粹的資本家，減弱了社會道德合法性。四十年代上海的職業界左翼地下黨十分活躍。透過這些人的組織活動，一九四九年上海雖然政權轉移，但是工商企業的運作沒有中斷。許多「民族資本」平順地歸附了共產黨。
以上種種，大致歸納了本書所要講述的近代上海與中國的故事。在正文開始之前，還有幾點需要稍加著墨。
有關近代上海的工商，學者們已經進行過不少研究。跟那些作品比較，本書所著重的不是經濟史，而是以經濟活動為對象的文化史。我們所關注的不是上海的工商企業如何進行新式的經營，而是新式工商企業的從業者如何取得社會地位、如何為新型產業建構經濟倫理。本書的前兩章徵引了不少材料，主要想審視的是這樣的問題：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究竟是怎麼樣建構他們的聲望？他們在租界裡活動，究竟在國家意識與經濟利益之間作了些什麼樣的表述？他們運用了些什麼樣的資源與方式來達成建構？結果算是成功了嗎？他們的成功與否，到底為什麼重要？
本書認為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透過教育與出版，曾經相當成功地為中國的資產階層建立了一套論述與倫理。在這套成功的機制裡，企業的經理人相對於自己的職工不止是老闆，同時還是專業上的老師。這就像傳統科舉制度，大官於小官，不止是上司下屬，更是座師與門生。因為是老師，所以經理對下屬的制約，除了專業表現上的要求，還包括倫理上的規範，在人事行政上考核職工的勤惰以及人品，作為考核獎罰的根據。到了四十年代，這套論述因為種種原因，失去戰前的說服力。經理在職員的眼中變成了資本家，小職員們熱中於組織自己的職工聯合會，企業內部的上下關係變成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而不再是師長跟子弟的企業大家庭。三十年代的時候，都市建構中的企業總經理是家長，不僅在組織上地位高，而且在專業上知識高。到了四十年代的後期，這些企業經理主管就被敘述成資本家。資本家自然也有好的，但是原則上必然是剝削的。相對於從前，大家長自然可以無能，但是在原則上必然是才德具備的。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來二十世紀的上海，在都會資產階層論述上曾經有過巨大轉變。
近年有關上海的著述已經出版了不少。上海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描述之中顯然不是個陌生的地方。但是這些作品，多半只把上海做為各種事件發生之地，上海只是個地名，沒有特殊的內涵。本書描述上海，則把上海的物質建設考慮在內。電車、電燈、收音機、電影、照相機、印刷機等等事物，在上海是習以為常的。這些東西的使用，無疑把上海建構成一種新的空間，改變了人們在其中交互往來的機會與方式。關於物質文明與近代中國的形成，有許多可以大作文章的題目。本書所關注到的不過其中之一二。
我們知道，上海外灘的江海關大樓，當時就妝點著東亞最大的時鐘。鐘在上海的辦公樓層裡是個重要的東西。有了鐘，企業裡才有法子講究紀律與效率，對員工們才能產生量化的制約。有了時鐘，火車、電車、輪船才能按時運作，才有準時與否的觀念，從而產生大批人大型活動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