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兩位作者是金融圈中研究「不確定性」的佼佼者。他們在本書提出更加清楚地分析我們在面對未知的未來時，可能犯下的錯誤與避免的方法。書中提到傳統經濟學針對風險與不確定性的不同定義，並且分析決策者受到機率思考的誘惑，反而導致自己做出錯誤判斷，他們指出，「極端不確定性」充滿於這個世界，而且因為各種突發情況愈演愈烈，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一方面我們要正視不確定性帶來的改變，想到因應方式，另一方面也應該理解，不確定性也是帶來社會活力的一種市場調節方式，這正是決策者因應不確定性而得到的成就。
文章節錄
《極端不確定性：為不可知的未來做決策》
第2章 謎題與疑團
在現實世界或政治世界中，難道任何事物真的都是隨機的嗎？愛因斯坦曾道：「上帝不擲骰子。」他相信這世界基本上已經注定了。而且，在某個難以想像的深度理解層面上，這可能是真的。但是，無論宇宙編劇的意圖是什麼，我們這些行動者（演員）都面臨著不確定性，那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無知，不然便是因為根本的流程不斷地在改變。
金融機構與情報機構的機率學家認為，那種極端不確定的情況非常罕見，他們自認多數重要偶發事件的機率都可以估計。十七世紀以來，以機率術語表達不確定性的情形日益普遍。二十世紀「機率派」加速崛起。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機率推理幾乎完全主導了不確定性下的決策描述與分析。
其他作家也做過像倫斯斐那樣的區分，把未知分成「已知的」未知與「未知的」未知。歐巴馬總統任內的國家情報會議主席、美國情報界長年來的資深人物葛列格・屈佛頓（Greg Treverton）曾強調「謎題與疑團」（puzzles and mysteries）之間的區別。
「謎題」有明確定義的規則以及唯一的答案，我們會知道自己何時找到了解答。謎題可以給人明確任務與正確答案的滿足感。就算你找不到正確的答案，你也知道答案一定存在。謎題是可以破解的、是有答案的，只是答案可能很難找到。經濟學家擅長解開複雜經濟模型的難題，正是因為他們所受的訓練就是為了解開定義明確又有答案的問題。諾貝爾獎就會頒給那些解開最難謎題的人。
「疑團」則沒有如此清晰的定義，也沒有客觀正確的答案：它們充滿模稜兩可與不確定性。當我們想破解疑團時，問的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且我們知道，即便是事後，我們對疑團的了解可能也相當片面。疑團不會給人「答對」的放心感與愉悅感。哥倫布以為他登陸了亞洲。即便是今天，大家仍在激辯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或賓拉登躲在巴基斯坦的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中東的未來會怎麼樣？或者，行動運算或汽車業的未來發展會如何？我們熟知的銀行能生存下來嗎？資本主義或民主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疑團無法像填字遊戲那樣解開；我們只能找出關鍵的因素，並應用這些因素、以過去互動的方式來估算現在或將來的互動。
謎題可能比較有趣，但是現實世界給我們的是愈來愈多的疑團——那可能是因為結果不可知，也有可能是因為議題本身定義不清。
在需要實際決策的地方，就得像屈佛頓那樣清清楚楚區別「謎題」與「疑團」。一九七三年，城市規劃者霍斯特・瑞特爾（Horst Rittel）與梅爾文・韋伯（Melvin Webber）指出，雖然他們客戶的社區在道路、衛生等方面的明確需求獲得了滿足，但客戶依然不滿意。客戶需要更多的東西，但規劃者並不知道客戶需要什麼，居民也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需求。因此，瑞特爾與韋伯把問題區分成「順手」（tamed）與「棘手」（wicked）兩類：順手的問題是已經解決的問題，棘手的問題是可能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如今這些術語常常用於社會政策與醫療上。 摔斷腿屬於順手的問題；但許多患者的症狀難以診斷出病因、需要接受治療，但治療結果又不確定，他們的醫生就必須解決棘手的問題。工程師也會區分謎題與疑團，並為二者各自取了專業術語：「隨機不確定性」（aleatory uncertainty）與「認知不確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氣象記錄會描述橋梁可能會接觸的一般潮汐與風（隨機不確定性），但由於每座橋梁不同、橋梁的位置也迥異，潮汐與風對這些結構的影響是永遠無法完全知道的（認知不確定性）。潮汐與風是已知頻率分配的主題（有圖表顯示特定的潮汐大小與風速的發生頻率），但不確定性依然存在，因為每個複雜的結構必然是獨特的。區分「可用機率描述的不確定性」與「圍繞著每個獨特專案或事件的不確定性」對於各種實務知識的運用至關重要，也是本書論述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