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暢銷書《葡萄酒宅神》作者再次出手，帶領讀者踏上有趣、幽默、發人深省的探索之旅──這次要潛入的是藝術與藝術家的神秘世界…
潛入藝術圈的神經中樞，認識那些為藝術而活的人：畫廊老闆、收藏家、策展人，當然還有藝術家。她為了幫畫布拉底架拉到手指起水泡，靠三寸不爛之舌混進億萬富翁收藏家的頂級派對。在調查的過程中，她不僅發現藝術權威機器的內部運作，更找到一種更遼闊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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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底藝術圈》
回想起來，我之所以想做這件事得怪阿嬤的紅蘿蔔。要不是那幾根紅蘿蔔，我不會想要探索藝術的世界。
當時的我是這樣的：三十出頭，住在紐約，是個事業有成的記者，日常生活和藝術沒什麼接觸，卻也被我優化得井井有條。不過，我曾經熱愛藝術。我是在俄勒岡州長大的蒼白小怪咖，一天到晚都在畫畫，曾在當地的藝術展上展出作品，甚至考慮過念美術系。我的計畫如下：搬進紐約東村（East Village）的閣樓公寓，與我的畫家兼情人兼創作繆思同居，他會幫我點燃香菸當早餐，再為我朗誦詩歌當午餐。
後來嚴肅認真的那個比昂卡衝出來懸崖勒馬。我大學念的是經濟學──從沒修過藝術史──目標是找個有提供牙醫保險的工作。畢業時，我隱隱希望自己即使不能成為藝術創作者，至少也能當個懂得欣賞藝術的人。(3)搬到紐約後，我確實經常欣賞藝術作品。天啊，只能用自慚形穢來形容。一開始我每次去切爾西區（Chelsea）的藝廊都有一種誤闖私人派對的感覺，空氣裡瀰漫著裝模作樣、矯揉造作，像一個沒人敢承認是自己放的臭屁。每次去看展，我都覺得自己身上少了兩個刺青外加一個碩士學位。美術館似乎比較容易親近，但是走進展廳，在以貴族為主角的油畫與沉思的大理石雕塑旁邊走來走去時，我發現我嚴重欠缺背景知識──人物、時代、畫派。就算我對藝術有愛，這份愛已在我的無知和隨之而來的錯誤裡凋零枯萎。久而久之，看展變成交差了事，被朋友拉去的我在看不懂的展品前面手足無措。我和藝術就這樣漸行漸遠，直到形同陌路。
幾年前我回俄勒岡州老家幫我媽整理地下室，拉開一個抽屜看見裡面泛黃的紙張時，我驚訝地倒抽一口涼氣。細細的黑色逗號是腳，綠色的漩渦是莖，這是我阿嬤畫的跳舞紅蘿蔔。
每次去阿嬤家，她都會特地告訴我這張畫的故事。希特勒入侵波蘭的時候，我阿嬤（我爸的媽媽）才二十幾歲，她是住在華沙的猶太人。到了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她已經有不少親戚死在集體墳場，她自己差一點被送進集中營，還在蘇聯的礦場勞改過。戰爭結束時，她住在奧地利的難民營。雖然她是個沒有子女的經濟學家，就我所知她也沒什麼藝術愛好，但她在難民營成了孩子的美術老師。有一次她幫他們籌辦一場特別的舞蹈表演，節省紙張用來製作服裝，這些服裝在活潑歡樂之餘還得不帶政治色彩。(4)她放棄蘋果（紅色暗示支持蘇聯）與小鳥（容易聯想到轟炸機），選擇了紅蘿蔔（但她還是被某個過度狂熱的官員找去審問）。後來她輾轉來到伊利諾州，在芝加哥的一家小店裡賣行李箱，工時很長。放假時她會去逛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收集了許多印象派畫作明信片，全都被她收進舊鞋盒裡。退休後，年過八十的她拾起畫筆。有一張三根紅蘿蔔跳舞的水彩畫是她最珍惜的畫作之一，她過世前，這張畫一直掛在廚房。
我早把這三根紅蘿蔔忘得一乾二淨，但此刻它們歡騰的舞步一腳踢翻回憶：午後跟阿嬤一起畫靜物寫生，我們都喜歡畫家秀拉［ ］，那是生活彷彿無拘無束的歲月。我記得在阿嬤的廚房裡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我一邊仔細研究紅蘿蔔舞動的身軀，一邊聽她訴說難民營的美術課，然後她會得意地唸以前的學生寫來的信，六十年了，他們的信沒有斷過。我從沒想過問問她為什麼喜歡藝術。她聊起這三根紅蘿蔔的態度是那麼理所當然，不會令人生疑：藝術不是可有可無的，也不是奢侈品，藝術就是生活中必須的存在。我不懂這種感受，這使我悔恨不已。
我把水彩畫塞回抽屜，但畫上的紅蘿蔔偷偷跟著我回紐約，在我的日常生活裡如影隨形。我把外送餐點放在書桌上大快朵頤時，紅蘿蔔氣得跺腳。我大便的時候一邊用兩倍速聽播客、一邊傳簡訊，紅蘿蔔雙臂交叉胸前表示反對。它們擺動橘紅色的大頭，堅信有什麼東西不見了，它們說和我想像過的人生比起來，我現在的生活枯燥至極。我回覆電子郵件的時候，它們在我腦海裡旋轉跳躍不停歇，逼我思考阿嬤為什麼把看似最沒必要的藝術當成必需品──(5)在人生天翻地覆的時候，她尋求藝術的慰藉。我擺脫不了這三根紅蘿蔔。更糟的是我愈來愈覺得，這種毫無意外、秩序井然的生活已漸漸令我窒息到喘不過氣。紅蘿蔔使我靈光一閃：說不定藝術可以終結這種窒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