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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書局前世今生:直視台中文化城的啟蒙運動

跨越不同政權,走過高低幽谷,中央書局近百年來串連起不同世代的台灣文化人
文:洪健倫、陳政偉/攝影:徐肇昌/影音:翁于珺、范易沛

1920年代的台灣在文化發展上,不論是留日歸來的台灣人,或來台從事文化教育的日籍教師,多少都受到日本的「大正浪漫」洗禮,也就是日本大正時代(西元1912到1926年)受歐洲浪漫主義影響後,掀起的一股個人解放以及對新時代充滿理想的新風潮。

另一方面,一次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吹起殖民地反抗運動,民族自決成為國際主流話題,加上殖民統治下台灣人受教育不易,殖民教育又以日文為主,希望保守中華文化傳統、為民間帶進新時代思潮、開啟民智的使命感,促成了不同世代的仕紳與知識份子,在台灣為各種文化與政治活動奔走。

而位於台中老市區市府路上的中央書局,就是在這樣的時代之下誕生的知識燈塔,並且成為全台少數能將營運從日治時期延續到光復後的台灣的書局,超過70年光陰,成為這個「文化城」之中最具歷史代表性的地標。

而中央書局的前世今生,則要從台中市為何有「文化城」的稱號談起。

日治時期的台中綠川(來源:維基百科)

台中作為「文化城」——文化重鎮的啟蒙運動

台中市「文化城」之稱的起源,並不是來自於政府的文宣,「文化城是巫永福、陳千武等走過那段歷史的知識份子,為台中取的名字」,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廖振富說,他研究詩社「櫟社」、霧峰林家與早期台灣中部文學發展歷史多年,也因此如「提肉粽」般地,從林獻堂、巫永福與陳千武等人的研究,而栽進中央書局早期的歷史之中。

日治時期的台中市因為交通地利之便,以及當地仕紳的投入,成為台灣文化活動最活躍的地區。廖振富指出,「殖民政府的官方文獻《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其中一章在介紹台灣文化協會之前,便開宗明義地點出,中部文人的知識程度,是彼時全台灣最高。」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廖振富研究詩社「櫟社」、霧峰林家與早期台灣中部文學發展歷史多年(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日本殖民台灣之後,有意識地透過規劃與政府建設,將台中發展為中部的政治經濟中心。1908年,日本殖民政府從南北兩端動工的西部鐵路幹線,終於在台中正式銜接全面通車,更帶來交通、經濟及軍事各方面價值,取代清朝的中部重鎮彰化的地位。有交通與地利之便的台中,因而成為南北知識份子聚會首選。

除此之外,霧峰林家等中部傳統仕紳望族,也積極參與文化事務。1915年,林獻堂、林烈堂、辜顯榮、蔡蓮舫等人為首的中部仕紳,向總督府爭取,在台中成立了「台中中學校」(現國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是第一間專收台灣子弟的中學。霧峰林家捐獻地產做為校址,仕紳們則發動募款興建校舍,善款來自全台各地,但仍以中部人最多。台中中學校被認為是台灣人受教權起步的重要象徵,這所學校的出現,也反映了彼時台中在文化領域舉足輕重的地位。

台中一中是第一所台灣人創辦的中學(來源:維基百科)
台灣文化與民主運動領袖林獻堂(來源:維基百科)

出生於1881年割讓之前的林獻堂,與蔣渭水、楊逵等日治時期的新知識份子分屬不同世代,但他與蔡惠如等同輩的仕紳,卻是這些知識青年在台灣推動政治與文化運動時,背後最重要的推手。

1919年由留日青年組成、並以林獻堂為會長的「新民會」,也為了啟蒙台灣社會的知識,而發行雜誌《台灣青年》。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成員來自全台各地,以林獻堂與蔣渭水為代表人物,以引介各類新思想、新文化為訴求,透過巡迴演講、電影放映等活動,改造台灣人民思想、啟發民智。而1921年初開始的一連串「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雖然始終沒有如願,但數年的政治運動也逐漸凝聚民間力量。

就是在這樣推動社會知識啟蒙、民族意識抬頭的浪潮之下,催生了台中的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中央書局/陳耿彬先生提供)
1998年的中央書局(中央書局/王文石先生提供)

日治時期的中央書局——平房店面裡的文化沙龍

1921年在霧峰林家資助下前往日本求學的鹿港子弟莊垂勝,在海外受法國沙龍、英國俱樂部文化影響,返台後為提昇地方社會的文化素養,1925年號召仕紳成立「株式會社中央俱樂部」,是日後中央書局誕生的雛型。為了建立台灣的文化沙龍,原先中央俱樂部除了書局,還策劃設置食堂、講堂、娛樂室等構想,以作為文化推廣的據點。

1948蔡培火參選立委傳單,由莊垂勝印製(中央書局/台中市文化局提供)

中央書局的籌設在1925年底啟動,1926年6月眾籌募股得4萬元資金,相當於當時成立一間銀行的總資本,股東總計約400人,多為文化協會成員,也串聯起當時中部許多仕紳與文化菁英踴躍參與,更取得大雅望族張濬哲、張煥珪兄弟大力支持。

「中央俱樂部分散持股的做法,是為了不要讓股份與決策權過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由此亦可見中央俱樂部與中央書局的設立,出發點就不是為了營利」,廖振富指出。但他也點出,分散持股的策略,卻也阻礙了中央書局完全實現文化沙龍的藍圖,「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因為左右翼政治立場而分裂,也間接影響中央書局股東會的運作。」

中央書局分散持股(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1927年中央書局創立,位於當時台中市寶町三丁目十五番地,在木造的平房建築中,主要販售日本與各國書刊、文具與體育用品,更為當時台灣中部地區第一家從中國引進最新、最多中文圖書的書店,如五四運動後的文學著作等,亦提供代訂書報的服務,是具相當規模之書店,在殖⺠時代致力於漢文化的推廣與傳承。

當初中央俱樂部文化沙龍的藍圖雖無法完全實現,但中央書局仍不僅是販售書籍和文具的場域——距離台中火車站僅有10來分鐘腳程的中央書局,依然成為南北文化人士重要聚會據點,以及新思潮的傳播驛站。

1928年間,擔任中央書局營業主任張星建,積極建立中台灣政治、社會運動與藝文人士的網絡,推展各項文化活動:將發行於台北的《南音》、《台灣文藝》雜誌,引介至中央書局編輯出刊,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也曾於1946到1947年擔任《新知識》、《文化交流》雜誌的發行人。

第三回臺陽展臺中移動展會員歡迎座談會。前排左起陳德旺、楊三郎、李梅樹、陳澄波、李石樵、洪瑞麟等,前排右一張星建、右二林文騰,二排左二楊逵、二排左三田中保男(田中保雄)、後排左三巫永福,後排立者右起吳天賞、莊遂性、(隔一人)葉陶、張深切、巫永福、莊銘鐺。攝影於臺中州俱樂部。(來源:維基百科)
中央書局向為文人薈萃之地,由左至右分別為巫永福、吳來興、張星賢與張星建(來源:維基百科)

張星建亦邀請郭雪湖、陳澄波、廖繼春等畫家開設畫展,舉辦交流會,以中央書局為據點,匯聚北中南台灣作家、音樂家、彫刻家、書法家、舞蹈家、作曲家等國內外藝文人士,曾經受邀的藝術家,包括韓國舞蹈家崔承喜,一方面是文化交流,一方面也是以同為被殖民者的身份,與台灣知識份子交流如何反抗日本殖民。中央書局成為當時全台知識⻘年必訪的潮店。 

「透過書店的空間與其發行的藝文雜誌,日治時期的中央書局串連了台灣不同世代的文化人,而中央書局不但扮演知識傳遞者、文人交流與串連空間,也成為當時中台灣文化活動的指標場域」,廖振富說。

廖振富說,日治時期的中央書局串連了台灣不同世代的文化人(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二戰後的中央書局——務實求生的中部知識燈塔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中央書局開始原本書店旁的倉庫兼員工宿舍,興建新的書店建築,建築師為林文章。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楊逵與友人在中央書局新址二樓成立「輿情調查所」,時任台中圖書館館長的莊垂勝,也被市民推舉主持「時局處理委員會」,但委員會成立不久即被當局解散,莊垂勝因得罪當局被免去館長職位,幸而逃過牢獄之災。也因為當時的政治動亂與言論高壓管控,使中央書局經歷了一段低潮。

中央書局在1945年印製的國歌歌譜(中央書局提供)

1950年張煥珪接任董事長,中央書局在新址重新整頓開幕,挑高的書店空間,展現當時少見的氣度,書局內設有「中央公共茶室」,吸引顧客上門選購書籍、喫茶聊天。

在這個風聲鶴唳的政治高壓統治時期,中央書局與相關人士為了生存,也只能保持低調,小心行事。原本熱絡的文化活動不復在,日治時期的知識啟蒙角色,只剩下賣書與出版業務。

本省外省族群關係劍拔弩張的時候,中央書局扮演雙方交流的平台。1947年短暫出版的雜誌《文化交流》,便是邀請外省左翼學者與台灣知識份子以文會友的刊物,但因政治立場,只出刊一期就被當局禁售。

但是中央書局在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之後,也很積極地透過出版結交外省知識菁英,「在當時的文化圈中,溝通了不少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在思想與學術交流上有比較好的交情與互動,中央書局在那個年代可以做到這樣已經不簡單」,廖振富說。

  • 1950年的中央書局發票(中央書局提供)
    1950年的中央書局發票(中央書局提供)
  • 1986年的中央書局董事會函(中央書局提供)
    1986年的中央書局董事會函(中央書局提供)
  • 中央書局名片(中央書局提供)
    中央書局名片(中央書局提供)
  • 中央書局明信片(中央書局提供)
    中央書局明信片(中央書局提供)
  • 中央書局廣告(中央書局提供)
    中央書局廣告(中央書局提供)
  • 中央書局廣告(中央書局提供)
    中央書局廣告(中央書局提供)
  • 1950年的中央書局發票(中央書局提供)
  • 1986年的中央書局董事會函(中央書局提供)
  • 中央書局名片(中央書局提供)
  • 中央書局明信片(中央書局提供)
  • 中央書局廣告(中央書局提供)
  • 中央書局廣告(中央書局提供)

1955年,東海大學在美國支持下在台中成立,多位教授皆是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學者,包括徐復觀、孫克寬等中文系教授與莊垂勝交情要好,他們的學術與文學著作,也都由中央書局出版。除此之外,中央書局也出版中部作家的作品,葉榮鐘、洪炎秋、巫永福等人的文字,都曾由中央書局出版。儘管文化沙龍的空間屬性不復在,中央書局仍透過出版工作,延續其文化價值。

另一方面,除在日治時期大量引進漢文書籍,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中央書局二樓一度在美援時期作為美國在台協會新聞處圖書室,開放大眾使用,並引進許多翻譯書籍與原文書,是當時中部少數可以購買到這些書籍的地方,成為許多中部高中、大專文藝青年的寶庫,因此中央書局的智識啟蒙的任務,也持續貫穿至解嚴時期。

廖振富也指出,為維持營運,中央書局除賣書,也取得教科書的專賣權,並且透過出版中學、高等教育的數理、語言參考書,保障了穩定的收入。卻也可能因為教科書專賣業務保障了穩定收益的財源,使得中央書局在時代演進之中未能跟上社會與環境的變化腳步,在連鎖書店興起的1998年,黯然吹響熄燈號。

(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走過71年,一脈相承的啟蒙者

在長達71年的營運期間,中央書局歷經了日治時期、戰後戒嚴、解嚴一直到連鎖書店群起,每一個時期都有其使命及角色。作為少數走過日治時期與高壓政治的中央書局,綜觀其經營足跡,也可發現,中央書局的經營精神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初始運作精神,可謂一脈相承:中央書局不激進衝撞當權,而是以務實的經營方式,在體制下尋找持續灌注人文思想的謀生之道,也不斷地引進市面少見的書籍,不論是主動或是被動,中央書局都在不同的時代裡,持續扮演著知識啟蒙者的角色。

中央書局的書封小卡(信誼基金會提供)

雖然走過時代的更替,中央書局最後沒有跟上現代發展的快速,並在1998年結束營業。它參與了台灣島內各式的文化運動,啟蒙人文思潮,滋養了中部地區不同世代的書香歲月,在許多老台中人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生活記憶。

在2014年10月租約到期、重新招租之際,為了復興台中的文化地標,台中地區文化人士透過網絡平台自組「中央書局小聯盟」平台為中央書局請命發聲。2015年在中部再生基地發起人蘇睿弼、作家劉克襄等人的請命奔走下,由永豐餘旗下的信誼與上善人文基金會共同承租中央書局,2016年4月分兩年上善基金會取得該建築物所有權,重新開啟重生之路。

(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中央書局相關歷史人物

【林獻堂】

1881年生於霧峰,1956年於日本東京去世,是台灣第一號政治、文化運動領袖, 為世家霧峰林家族長,經歷清領、日治、戰後時期三代的台灣地方領袖。於台灣日治時期是主張非暴力反日人士中右派代表人物,無論在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皆扮演要角,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後因反對三七五減租和徵收餘糧,與當局意見不合,避居到日本。

【莊垂勝】

1897年生於鹿港,1962年10月於台中去世。原籍彰化鹿港,台灣作家、詩人、社會運動者,著有《徒然吟草》等書,並創辦中央書局,自1927年至1938年為中央書局專務董事,負責業務。日本明治大學畢業,為當時頂尖的知識分子,台灣文化協會重要會員,也是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有力的辯論家,是位極富理想的社會改革運動家,並 以顏真卿體知名的書法家。 

【葉榮鐘】

1900年生,卒於1978年。字少奇,筆名奇,為作家、詩人、記者、社會活動家。出生於彰化鹿港,1931年與施錦標先生及陳謙女士之長女施纖纖結為連理,施氏畢業於彰化高等女學校,執教於鹿港女子公學校。

【張星建】

1905年生於台中,1949年去世。筆名掃雲,是一位出身台中龍井的文化運動者。與賴和、葉榮鐘等發起設立「台灣文藝作家協會」;也參與「台灣文藝聯盟」的創設,並透過中央書局的行銷管道,讓《台灣文藝》雜誌順利發行且擴大其影響力,被人稱為「台中的文化市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