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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槍」英國巡迴放映 折射台灣文化自信

蔡崇隆引用瑞士作家弗里施的名句「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指出,儘管移工在台灣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台灣社會似乎容易忘卻就算是「工具人」,也是有人權的「人」……
2023/4/22
文:陳韻聿/照片提供:蔡崇隆

3月下旬,2022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九槍」在英國數所大學巡迴放映並搭配映後問答,導演蔡崇隆親臨現場與觀眾互動。從「文化宣傳」、「透過文化讓世界認識台灣的美好」的角度看,「九槍」顯然不會是首選,但難道文化活動只能「錦上添花」?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教授、知名華語和台語電影研究學者裴開瑞(Chris Berry)說得好:有足夠自信的個人或群體才會有自我批判的勇氣;在海外放映、支持「九槍」這樣的電影,考驗台灣社會的自信。

蔡崇隆則說,他會拍「九槍」除了是出於對台灣的深切情感,也是因為對台灣有信心、認為台灣社會有能力接受這類自我批判的作品,畢竟「台灣不是像中國那樣的威權政權,只敢講好聽的、不敢把壞的拿出來談」。沒有「隱惡揚善」的壓力、保障思想和言論自由,是台灣的「國力展現」。

這些話刺激記者反思:為何當聽聞「九槍」即將在英國巡迴放映,直覺反應竟是「怎麼會是它」?台灣社會是否太容易給自己設限、慣性認定對外只能「隱惡揚善」;然而,隨著外界對台灣內部情況的認識提升,這樣的心態是否可能終將減損台灣國際宣傳的可信度?

成熟的國家和社會是否一如成熟的個人,不會害怕公開檢視、討論自己的不足,且是憑著這股自我批判的勇氣以及進而作出改變的決心與行動力贏得各界真誠的尊敬?

從宣傳的角度看,最高明的宣傳追求的或許是受眾完全感受不到宣傳痕跡,而任何片面、單一角度呈現,恐怕都不是最聰明的作法。

前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現任駐英國代表處文化組組長陳斌全告訴中央社,運用電影進行正面宣傳的「政宣(propaganda)」或許曾經是早期台灣的國際文化交流策略,但有鑑於台灣電影和紀錄片發展至今處理多元議題的能力以及多元樣貌,台灣各界著實不需擔憂個別作品內容衍生的「國家負面形象」問題,甚至因而就交流內容進行「自我審查」。

他說,因實力而來的自信應有助台灣對跨國文化交流抱持更開放的態度、不避諱呈現自身的不同面向,與國際社會進行更具實質意義的對話。

「九槍」雖然不是「賞心悅目」的作品,但其追求「真實」的影像力量、超越國界的價值與議題訴求,足以在台灣與不同國家的觀眾之間建立深刻、多層次的連結。觀眾可從本片自行聯想到移民、移工、現代奴役(modern slavery)、南方世界(the Global South)、執法暴力、媒體的輿論操作等議題,而這些議題在許多國家都可獲得共鳴,部分國家甚至有切身之痛。

九槍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放映。(照片提供:蔡崇隆)

規畫「九槍」英國巡迴放映活動的朴茨茅斯大學(University of Portsmouth)東亞與國際發展研究資深講師、歐洲台灣研究協會秘書長Isabelle Cockel告訴中央社,她原本對「九槍」在英國是否能「接地氣」有些擔憂,後來發現多數觀眾透過影片看見的不僅是台灣,更是能與觀眾自身及其所屬社會產生連結的跨國界議題和觀念。

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當「台灣價值」實為「普世價值」的一環,包括自由與人權,在海外呈現來自台灣的虛構或非虛構作品時,就不該以「是否有助宣揚台灣價值」、而應以作品品質是否經得起考驗為首要考量。當「價值」已內化,個人或群體往往不會對「價值」的「妝點門面」功能念茲在茲。

2022年首映的「九槍」曾有「年度最令人痛苦電影」之稱,影片運用未經刪減、長達30分鐘的警方密錄器畫面,揭露2017年越南失聯移工阮國非遭追捕員警連開9槍致死的血淋淋過程,以及他生前在台灣的境遇。

根據密錄器畫面,從阮國非中槍至就醫約半小時期間,救護車優先護送的是僅受輕傷的在場民防人員,而此時阮國非已受重傷匍匐在地。待第二台救護車到場,員警在阮國非肩上又踩了一腳,才將他弄上擔架。一名圍觀民眾說,沿著地面拖行阮國非無妨,因為他「不會痛」。

「九槍」3月21日在朴茨茅斯大學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放映,22日轉進諾丁罕特倫特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接著是23日和24日分別在諾丁罕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蘭開夏郡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放映活動受台灣民主基金會支持。

Isabelle Cockel說,活動主題訂為「看見就要行動」(To see is to act),因為她相信「九槍」有驅動觀眾「起而行」的力量。

蔡崇隆(右)與《九槍》英國巡迴放映策展人Isabelle Cockel,在朴茨茅斯大學合影。(照片提供:蔡崇隆)

儘管「九槍」在英國獲觀眾熱情回應,蔡崇隆告訴中央社,他的主戰場依然是台灣、亞洲。除了期待透過影片促使台灣正視移工相關議題、繼而改變思維與制度,蔡崇隆透露,他計畫今年將影片推廣到東南亞各移工輸出國、對當地社會進行「擾動」。此外,他正考慮接受裴開瑞的建議,報名11月登場的倫敦移民電影節(London Migration Film Festival)。

勞動部至今年2月底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台灣境內移工人數已高達73萬餘人,台灣引以為傲的電子業是移工主要雇用產業之一。

蔡崇隆引用瑞士作家弗里施(Max Frisch)的名句「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We wanted workers, but human beings came)指出,儘管移工在台灣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台灣社會似乎容易忘卻就算是「工具人」,也是有人權的「人」,同樣適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一基本原則。

蔡崇隆說,不少觀眾關注政府責任,但他認為與其寄望於政府,不如由公民發揮自身影響力、採取具體行動開始。

「我對台灣的公民社會成熟度有信心」,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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