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夕照
夕陽餘暉將台南安平觀夕平台海面染成一片金黃色……
3C大量介入人類生活,人類閱讀習慣跟著改變,但「書」與閱讀內容一直都在,只是化身各種不同形式與媒介。閱讀一直都是有心人之間的盛大心靈盛宴──一群有心人把內容轉化成可讀的形式,等著另一群有心人與之相會、相遇。
「聲音」是其中一種媒介,過去它為看不見的朋友提供服務,讓書中內容變成可聽見的口語。近年有聲書蔚為流行,許多看得見的朋友開始選擇「聽書」,為自己提供另一種方便的閱讀管道。去年(2025)更出現「耳朵電影院」,透過「口述影像」讓視障朋友也能「看電影」……
內容形式革命來得又快又急,但背後投注的人力、物力、心力,難以想像,「我想不管是看得見或看不見的朋友,他們在聽的過程中,在意的應該是一種陪伴的感覺吧!」
從「有聲書」到「口述影像」工作,余欣蓓從無心插柳到有心陪伴,一路走來始終心繫著「人」,「聽到這些聲音的人,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會需要什麼?我們讀出來的聲音,會不會太過強烈,太過批判,還是少了些什麼?」
余欣蓓講話輕聲細語,無時無刻體貼著別人,說話時如同為對方打開一本有聲書,陪伴著對方共讀,同時細數著自己的心路歷程與她對美好未來的期待。
也許是因為成長環境使然,讓她很早就學會與「不一樣的人」自在相處。余欣蓓的母親任教於天母特殊教育學校,從小她便跟隨母親出入校園,與高功能自閉症、智能不足、唐氏症的孩子共處。
母親在余欣蓓小學二、三年級時,必須通車前往金山偏遠地區的中角國小任教,每天清晨5點便要出門,搭乘公路局客運,往返於台北基隆路的家與山海之間,持續了整整兩年。余欣蓓有時會跟著「遠征」,在那所隨時面臨廢校危機的小學裡,和3個年級擠在同一間教室的孩子一起上課,其中多有家境苦寒的小朋友。
這段跟著母親走入邊緣角落的童年經驗,讓余欣蓓學會靠近那些「被世界遺忘的人」,「對我來說,這段經驗從來都不是選擇,而是讓我發現自己的本能」。
另一件讓她的心更為柔軟的事,則是對「不一樣的家人」的牽掛。
余欣蓓的家族有一位長年與精神疾病搏鬥的長輩,自她有記憶以來,就能深刻感受到這位不一樣的家人的存在,以及整個家族共同承擔的重量。這段經歷後來成為她書寫《大霧中人》的契機。
余欣蓓引她在書中的說法:要讓一個「精神走失」的人走回來,需要40個人來支持,「一般是1比40這樣的照顧比,如果沒有那麼多人,那個照顧他的人,就要承擔40個人的重量。」後來常有思覺失調者的家屬來找余欣蓓求助,她都用這句話回應,要他們「不要覺得太難過自責。」
《大霧中人》所關懷的,不只是思覺失調者的世界,也關懷著背後承擔者的心靈。
熟悉余欣蓓的朋友,知道她心中有個大願、無時無刻都在弘願,只是沒人清楚那個「願」是什麼,卻看著她一路像個苦行者一般,隨處結緣,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大學念哲學系、研究所念中文系的余欣蓓,一路受到多位女性主義前輩的啟蒙,曾歷經女書店、女學會等工作;2018年受旅法期間認識的旅居荷蘭藏傳佛法弟子所託,為藏傳佛教上師的作品《次第花開》製作有聲書,開啟她以聲音介入閱讀的道路。
2019年她以書寫陪伴思覺失調病友的經驗完成《大霧中人》一書,獲得廣泛迴響,更因此書與九歌出版結緣,為旗下的台文小說「等路」製作有聲書。
余欣蓓笑說,自己有個綽號叫「弘願大師」,只要自己發願想做的事,她總是毫不掩飾的就對身邊的人說出口,然後就會有一群人幫她一起實現。
不過被「有聲」這件事撼動,來自讀研究所時期一場女詩人的詩會,余欣蓓聽見詩人尹玲朗讀自己的詩,尹玲走過越戰,念詩時的那份重量讓余欣蓓悸動不已。從那一刻起,「留下聲音」的念頭便扎了根,她想為詩人留聲,「我覺得很多東西如果可以用念的,會很棒。」那年余欣蓓24歲,有聲書在台灣尚未萌芽。
後來余欣蓓遠赴法國深造,研究中法戰爭時期的詩文,大量從圖書館借回有聲書聆聽,「我也是到了法國才看到這麼多有聲書,這是開啟我很大的一扇窗。」回台後,她先後在女書店、女學會任職,她始終記得那個發願的瞬間。
余欣蓓說,她是那種會把願望講出來的人,「我覺得言語是有力量的,講了有人聽到,然後放在心上,只要有一個適當的時機,他會來跟你說,你上次講的那個,不然我們來做。」善的力量,於是匯聚在一起。
與有聲書的緣分,從一個意想不到的起點開始。旅法期間,余欣蓓接到一項來自荷蘭的委託,對方希望她製作一本藏傳佛典的台語版有聲書,藏傳佛教上師希阿榮博堪布的作品《次第花開》,余欣蓓本身是藏傳佛教徒,赴法期間也與當地藏人有所往來,這份委託對她而言,既是因緣,也是召喚。
不過,台語、佛法、有聲,這三個元素的交會,看似瘋狂,而且充滿挑戰,彷彿冥冥中註定以此為基礎,先做最困難的事,然後排除萬難。
這項挑戰,成為余欣蓓有聲書事業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步,早在公司名稱存在之前,聲音的工作便已悄然開始。
後來在2020年,余欣蓓成立「心陪有聲」,正式創業,並與合作夥伴「杰瑞音樂」共同製作,藉助6千多首原創歌曲素材的優勢,讓有聲書更為多元豐富,但余欣蓓在意的不是技術規格,而是「文字本身的力道」。
余欣蓓說:「我一開始想得很簡單,但實際上做起來非常複雜,你要找誰來念?這個人念得好不好?華語轉成台語怎麼轉?音效配樂要怎麼做?」余欣蓓在邊錄邊學的情況學會了所有事,逐漸做出口碑之後,早前為公視「人生劇展」撰寫口述影像稿的種子也開始萌芽。
余欣蓓以《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為例,她與配音員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念才能讓聽者「有被陪伴的感覺」,「我們不只考慮到聆聽者,也考慮聽者身邊的人,還有可能有類似經驗的人正在聆聽中,最後決定請主述用相對中性的方式去念,不要那麼戲劇化。」
這本有聲書由「游擊文化」發行,「心陪有聲」錄音製作,由「窮劇場」藝術總監鄭尹真擔任主述及聲音導演,知名配音員穆宣名、曾允凡、劇場演員蔡佾玲獻聲,配樂家徐儀芳以低斂的音樂,為每一章節,留下呼吸的空間。
這次用心的「陪伴」,贏來各界好評,鄭尹真在同年獲得第一屆台北戲劇獎最佳戲劇類女演員,也應證這本書選角可貴。
余欣蓓表示,一本有聲書的製作週期往往超過半年,從錄音員的嗓音配速、後製修音,到音效設計與配樂剪接,每個環節都需要精細把關,「修音要修非常非常久,尤其是沒有音效配樂的,聽的時候特別會聽出雜音、呼吸聲,那是真功夫。」
有聲書工作並延伸出了讀劇、聲音採集工作坊、華文朗讀節工作坊等線下陪伴,從線上到線下,心陪有聲關心的始終是「陪伴的溫度」。
每一個願力,背後都有一顆種子,就在「有聲書」計畫開展得有聲有色的同時,另一顆種子悄悄隨著善的微風飄來余欣蓓的心田。隨著「人生劇展」口述影像做出口碑,余欣蓓累積了更多口述影像的經驗。
余欣蓓表示,口述影像的工作等於是在視障者與電影之間搭起一座橋。具體的做法是,先由撰稿者將畫面轉化為文字稿,精確到每分每秒,「要讓視障朋友覺得有一體連貫的感覺,思緒不能斷裂」,之後再請配音員錄製內容,盡可能不去影響電影原有的對白,讓視障觀眾能透過耳機,跟一般觀眾共享同一場電影。
然而口述影像在台灣長期面臨一個尷尬處境,空有服務,卻少有人知道。余欣蓓表示,許多視障朋友並不知道口述影像的存在,電影院即使推上院線,也擔憂票房,口述影像場往往上映一週就草草下檔,「我們光撰稿跟整個製作就要兩個月的時間,結果這麼多的心血居然一週就KO了!」
為了改變這個局面,余欣蓓決定自掏腰包辦快閃場,電影公佈有口述影像廳的當天,她立刻發出報名表單,請視障審聽老師協助傳播。她還特別尋訪設備廠商,租借足額耳機,讓一般觀眾也能體驗口述影像。
余欣蓓表示,這種場次稱為「口述影像共融」,用意正是讓所有人都能一同走進電影院,「口述影像場不是只有視障者可以看,共融就是全部人都可以看」。
2025年7月到11月在全台5個地方6家電影院推動「口述影像共融-全國巡迴推廣計畫」,分別播映「周處除三害」、「我家的事」、「莎莉」、「夜校女生」、「乒乓男孩」等片。
余欣蓓透過影視局專案,將共融推廣擴大為全國巡迴,「耳朵電影院」先後在台北、台中、嘉義、高雄及基隆舉辦,每場皆滿座,累計超過一千人次到場、超過200個單位串連。余欣蓓表示,她從中收到許多令她動容的回饋。此計畫影響力也擴及台北光點邀請余欣蓓舉辦為期一個半月的「口述影像工作坊」,十天內報名滿座。
余欣蓓收到許多視障朋友的回饋,其中一位,上次進電影院看電影已是2、30年前的事。那時他還看得見,看的是《臥虎藏龍》;後來視力逐漸喪失,電影院的門對他而言,彷彿也悄然關上。
直到去年,他因為口述影像共融全國巡迴推廣計畫重新走進戲院,坐在黑暗中,耳機傳來熟悉的說故事聲音,那種感覺「好像媽媽帶著小孩,指著說,你看這裡喔,你看那裡喔」。
余欣蓓表示,推動視障者從家中走進電影院,本身就有超越娛樂的意義,「這不只是去看電影這麼簡單的事,而是讓他們真正走進社會、參與社會」,而「當口述影像廳」成為一個歡迎視障者的場域,視障朋友欣賞藝術的權利也真正被實現。
展望未來,余欣蓓希望整合企業資金、電影公司、聆聽方三方資源,建立更穩定的口述影像生態,同時也計畫在不久的未來建立線上線下並行的平台,「因為我覺得它最終還是陪伴,心陪有聲的核心就是用心陪伴」。
總是,開啟這扇門的力量,正是余欣蓓創辦「心陪有聲」的初衷,「用心陪伴」。在這些用心製作的有聲書及口述影像工作背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照顧弱勢的善念,更是許許多多衍生線上閱讀物的未來、以及線下實體的陪伴。
閱讀這件事,早就脫離「書」這件事,而無論形式是什麼,編輯、製作的用心與陪伴,永遠都是進入閱讀者內心的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