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幾乎全面掌控中國共產黨，實質成為「終身主席」。表面上，他的思想充滿矛盾；事實上，卻構成了一套高度自我協調的權力與治理體系。
在國內，他強化黨的全面領導、紀律與國家主導發展；在對外關係中，他將主權、安全與國家利益置於首位，並以民族認同作為核心動員力量。理解習近平，必須理解這套邏輯。
在這部集大成之作中，澳洲第26任總理陸克文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本身蘊含著一套完整而複雜的世界觀，而習近平正是在這一體系中加以重塑與推進。
基於大量第一手資料與長期政治實踐，陸克文提出一個關鍵判斷：習近平正在推動一場「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轉向──政治與經濟向左，外交向右。
書中進一步揭示，「鬥爭」被重新正當化，成為內政與外交的核心工具，使中國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民族主義自信，也令國際秩序承受持續壓力。
內容節錄
《論習近平：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如何形塑中國與世界？》
作者序
我撰寫此書的初衷，在於回應世界各地人們對中國常懸於心的提問：習近平究竟深信何事？他對中國與世界的前途懷抱怎樣的構想？
這些問題誠然艱深，卻並非無從追索。因為習近平的信念體系，多已鋪陳於他關於中國共產黨（下稱「中共」或「黨」）意識形態的龐雜文獻之中。意識形態本身蘊含一套潛在義理，它既揭示黨如何觀看世界，也隱含黨將如何應對外界。中共素來重視意識形態建構，習近平尤甚；因此我們亦應以同等的慎重心態對待。本書試圖穿越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下稱馬列主義）論述的層層密碼，從中窺見黨在內部如何溝通其世界觀與行動邏輯。
本書的取徑與我先前著作《可避免的戰爭》（The Avoidable War）並不相同。《可避免的戰爭》旨在提綱挈領地呈現習近平在國內與外交政策上的「十個利益同心圓」，探討其對未來美中關係的意涵，並提出「管控的戰略競爭」（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以降低危機、衝突乃至戰爭的風險。那本書意在服務渴望理解中國崛起的知識大眾，使之無須翻山越嶺地研讀浩瀚學術文獻。儘管當時因註釋過少而受批評，但此書仍廣受歡迎，並已被翻譯成包括中文、日文、韓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與瑞典文等多種語言。如今我亦受邀撰寫其二○二五年更新版。
相比之下，本書的閱讀門檻更高。其旨在界定習近平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闡明其與後毛澤東時期歷任領導者的差異，並解析其如何在習近平掌權首個十年中，塑造中國內政與外交的宏觀方向。本書亦將探討：理解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將如何幫助我們預判未來其所引領的中國與世界將通往何處。全書的安排既期望讓洞見敏銳的讀者能迅速把握核心觀點，也希望對研究習時代中國的學術界有所補益。當然，試圖同時滿足兩群讀者也意味著風險：對急於掌握習思想者而言，本書或許仍嫌晦澀；而對深耕學界者或許又嫌與現有論辯交鋒不夠深入。這些論辯橫跨漢學、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係等領域，由頂尖中國研究學者著述。我盼本書能在兩者之間找到一條折衷之途。（順帶一提，本書近千條註腳與豐富的中英文書目，亦是在回應前書的指正。）
對於不願深究官方文獻細部論證的讀者，我深表理解。畢竟，為了此書，我耗費五年心力，連我自己有時也感覺像苦行僧。因此，我建議此類讀者不妨採「捷徑」：閱畢第一、三、四章，再前往第十四、十五與十六章。第一章總述全書核心論點並概括各章要旨；第三章回顧中國古典與共產主義時期意識形態世界觀的演變；第四章剖析署名習近平、並在黨內理論體系中佔據樞紐地位的五篇核心文本。第十四與十五章則追至二○二四年，探討習近平如何應對新冠疫情、經濟放緩、美中關係惡化等一系列挑戰，並反思其中是否引發新的意識形態與政治調整。第十六章則展望未來，思考習近平意識形態框架如何指引中國未來十年的內外路徑，並對後習時代的中國略作想像。至於樂於研讀理論與證據細部者，則請整裝待發，踏入全書的深處。
本書奠基於我於二○二二年完成並通過答辯的牛津大學博士論文《中國新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界定習近平的意識形態世界觀》。在整理成書之際，我力求更新、修正並深化舊稿，以因應中國內政外交快速變化的複雜現實。我當年決意攻讀牛津博士，正是為了強迫自己系統性研讀習近平的著作，探究他向黨與國家所傳遞的意識形態訊息究竟指向何方。因此本書以文本分析為根本方法，必要時對原始文獻作嚴格審視。書中亦不時引用習近平演講與文章的長篇段落，使讀者能親見領導人如何傳遞其思想。對西方讀者而言，習近平之文風或許生硬難解，但理解這些話語本身，就是理解其政治意圖不可繞過的途徑。本書因此採「分析、原文並陳」的方式，而不依賴過度潤飾的英譯詩意化處理。
在分析習近平的思想體系時，我亦刻意避免逐條評判其對歷史與哲學的判斷是否正確。對於理解習近平的世界觀而言，其主觀判斷與黨的官方歷史，比客觀史實本身更具有解釋力。因此，我要提醒讀者：書中所呈現的，是習近平自陳的世界觀，而非不可置疑的真理。我之目的乃在理解其信念，而非辯論其對錯。政治與國際關係的智慧，始於理解他者，並能準確描述其思想，而非急於評判。
本書的若干論點，勢將挑動西方學界的不同意見。其核心主張是：習近平正推動一場「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Marxist Nationalism）的綜合意識形態運動。此運動使中國政治向列寧主義左翼移動，經濟政策向馬克思主義左翼傾斜，而外交政策則轉向民族主義右翼。乍聽之下，這彷彿違背傳統政治分類。但我的做法只是在追隨證據本身，而不為既有框架所束縛。證據的呈現，應當使政策制定者得以真正理解中國，而非被淹沒於晦澀難解的「中國話」之中。
同時，本書亦可能引發中共方面更直接的批評。書中許多分析足以令人不安，其中也包括黨內我所珍視的友人。但學術誠實要求我直言不諱。我畢生研究中國與中國文明，敬佩中國在古典與現代的諸多成就；但這些敬意從未妨礙我批判中共的政治路線。中共不會認同我對習近平政策向左或向右移動的分析，因為這暗含黨內路線分歧與毛時代的陰影。然學者的職責，不在取悅任何政府，而在如實陳述所見所思。有理有據的公開批判，終究比精心包裝的討好來得負責。
我的論文與本書得以完成，深蒙兩位指導教授之恩。牛津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現為哈佛甘迺迪學院李氏講座教授的芮納．米德（Rana Mitter）教授，長期給予我指導與鼓勵。中國研究中心的保羅．歐文—克魯克斯（Paul Irwin-Crookes）教授則在論文架構與制度細節上給予重要協助。口試委員安東尼．賽奇（Anthony Saich）教授與陶德．霍爾（Todd Hall）教授亦惠我良多。哈佛甘迺迪學院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與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兩位教授，亦在我此人生後段的轉向中給予無價支持，使我得以將政治實務經驗轉化為較為嚴謹的學術著作。
二○一五至二○二三年間，我出任紐約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院院長，並於後期兼任亞洲協會主席與執行長。感謝亞洲協會同仁在我撰寫《可避免的戰爭》與完成博士論文期間的支持。我亦引用了部分先前為協會與其中國分析中心（CCA）撰寫的成果。疫情封鎖期間，我利用有限的空檔撰寫《可避免的戰爭》，因我深信在拜登政府初期，一本分析美中關係現狀的書，比一本探討中共意識形態長時段演變的書更有實用價值。這也使我常同時身處三種世界之間，夜不能寐；但一切皆值得。
我要特別感謝亞洲協會的友人與同事。湯姆．伍德魯夫（Thom Woodroofe）多年擔任我在亞洲協會的辦公室主任，也在牛津期間助我熟悉環境。布里斯班總理辦公室的舊同事賈瑞德．歐文斯（Jared Owens）與梅蘭妮．阿諾斯特（Melanie Arnost），亦以嚴謹眼光協助校對。
若非家人多年如一日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這一切。我的妻子特蕾茲（Thérèse）與我相伴四十餘年，我們在昆士蘭陽光海灘散步時，常共同討論論文之核心架構。孩子陸傑喜（Jessica）、陸雨德（Nicholas）、陸馬克（Marcus） 與孫輩約瑟芬（Josephine）、麥克林（McLean）、史嘉麗（Scarlett）包容我深夜敲鍵盤、疏於家庭責任的時刻。我感激他們的耐心與理解，也感謝全家多年在中國生活、工作、學習所留下的深情記憶。中國深刻影響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最後，無論他人如何協助，此書所載觀點皆由我獨自承擔。雖然我如今出任澳洲駐華盛頓大使，但本書觀點並不代表澳洲政府立場。事實上，作為本書基礎的論文，早在我受邀出任現職之前即已完成。因此，書中所有論述，其責任悉歸於我。
陸克文（Kevin Rudd）
二○二四年復活節
澳洲布里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