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台北》是張大春睽違17年真正的抒情散文，他以此書交代了一代人從家族遷徙、漂離到落定，最終將台北視為家的感情。老台北，指的不是任何一個固定的時間或場所。閱讀這個城市的張大春，隨著年歲成了世故的老讀者，記下所見所惑，寫下所愛所思──起步的台北、青春的台北、殘酷的台北以及那些令人難忘的老台北。
張大春說：「這裡說的，其實是台北的青春，我們的青春。」
文章節錄
我的老台北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座標，它就在那兒──
有三輪車行經一人高的郵筒和鐵框玻璃電話亭的那個年代是其中之一。
三輪車要到1960年九月才會逐漸消失在台北街頭。三輪車伕報繳了車，可以領三千塊錢現金。最早一批車的解體儀式公開盛大，一百輛三輪兒堆擠在中山堂前的廣場上，居然也有一種壯大的聲勢。接著，你聽到不知何處一聲令下，公開拆毀。外縣市拆三輪兒的工作似乎推宕得很晚，一直到八十年代，透露著那種無聲無息便再也看不見的況味。而我印象中最後一次乘坐三輪車是四歲鬧肺炎的時候。
那時我住的國防部復華新村在遼寧街116巷，距離每天早晚要到街口去打針的松本西藥房，了不起兩、三百步的距離。可那是一個颱風天，天上潑大水。慢說是走，用我媽的話說：雨大得都看不見鼻頭了。可偏偏這時門外來了一輛三輪兒，車伕原本大約也沒有料到可以做成生意，騎過家門口的時候一按鈴，我媽就衝出去，叫住那車。從此說好了：只要是下大雨，這車一早一晚地就來門口接我去打針。我那場肺炎起碼鬧了一個月，早早晚晚打消炎針的日子還真碰上不只一個颱風，到後來和那車伕都熟了起來。大風大雨之中，上車才要坐定，就聽見他隔著油布車蓬問道：「太太啊！孩子好些了嗎？」
那車伕姓郭，後來我才知道：他和咱村辦公室的工友老孟是一對不知怎麼樣交好的朋友，倆人都是大清朝年間出生的四川老鄉，經常在遼寧街靠近12路公車起站的小麵館門口的長凳上喝太白酒，一面看瘸子老闆在大鋁盆裡刷碗。彷彿那樣刷碗是個下酒的娛樂節目似的。老孟喝著酒，還會在作廢的日曆紙背面塗塗畫畫，在咱們村口上開著雜貨鋪的村幹事徐伯伯看見了，總會咧起嘴笑著說：「老孟，認字兒啦？」
至於瘸子麵館，據說是方圓多少里以內最便宜的麵食鋪子，牛肉麵五塊錢、排骨麵五塊錢，當時我都還沒吃上。我爸說：咱們吃不起，俺一個月的薪水湊足了讓全家吃八十碗，別的幹甚麼都不能再花錢了，沒有了，光蛋了。這是我爸的原話。
老郭和老孟有些時候會蹲在村辦公室的小院子裡乘涼或曬太陽，而且悉心防範著村裡的孩子們去玩電話。村辦公是一戶寬窄的一間通聽，當間兒拼湊著幾張方桌，鋪著灰不灰、藍不藍的大桌布，那是全村開動員月會的地方，至於甚麼是動員月會，我到今天都不太清楚。而這辦公室根本沒有人辦公，室內永遠瀰漫著一種發霉的、或者是蜜餞的氣味。拼起來的大會議桌上甚麼也不許擱，此外就是一個報紙架子，和一具手搖電話機。人說老孟住在「後頭」，還說老孟在「後頭」藏了一把刀，他用那把刀趕過好幾回小偷。
村裡沒有哪個孩子不想去搖通那一具電話的，然而老孟看管得極嚴密，沒見誰得逞過──頂多頂多，有人能蹭到話機旁邊，伸手搖那曲柄幾下。老孟不喝酒的時候，除了看管電話、不讓孩子們接近之外，似乎只有兩件事可做，其一就是到了每隔週週末下午，他便搖著串鈴，走在棋盤格子似的巷弄裡、挨家挨戶門外喊報：「看電影嘍！看電影嘍！」意思是說：當天晚上龍江街封街，跨馬路張掛起大白布幕，全村甚至村外的人都可以搬把小椅子、小凳子，坐在布幕的兩邊看免費電影。
搖鈴之餘，老孟會幹的另一件事，就是當他一個人的時候，總是拿一隻毛筆蘸著黃銅盒裡的墨絲，在舊報紙上塗抹些橫線、直線、斜線、大圈兒帶小圈兒……直到把一整張報紙圖畫得密密麻麻，才作勢吹吹乾，折疊成巴掌大小的方塊，收拾到「後頭」去。
就我來說，畢竟還是那一具黑得發亮，始終放在崁入牆身的木架之上的電話，是最有趣的東西。在當時，那話機是一個極豐富的象徵物，它既是通往神秘世界的渠道，等待著被揭發或啟動禁忌的密碼，也是陌生遠方鋪向腳下的門徑，甚至──在某種被催化和誇飾了的想像力鼓盪之下，它還會帶來令人不安甚或危險的消息。當時流行的一句話：「當反攻的號角響起──」我總是幻想著：那號角必定是在老孟的串鈴襯托之下，打從話機之中傳來的。
——本文摘自張大春著《我的老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