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在長篇學術專論之外，時常撰寫短文針砭時事人物，《飆哈雷救經濟》一書彙集他的數十篇雜文，被稱為評論「重筆」的他，謙稱只是向讀者「仲介」觀念，理解得罪人得付出代價，下筆儘量溫婉，但仍傳承先賢思想狂放，難免寫出「從心所欲，偶爾踰矩」的時論，讀來自是容易心領神會。
書中論點涵蓋當前經濟診斷、新興產業構思、觀念再思考、批評時人時事、文化教育通識觀點等五大領域，篇篇精短易讀，直接了當點出一般學者未曾或無法指出的問題關鍵，讓讀者從短文中就可弄懂一件事情，尤其針對現在較急迫、爭議高的財經議題，可以作為讀者理解總體經濟與台灣面臨的經濟挑戰的入門書。
以政府不斷招商為例，朱敬一導正大家的觀念指出，台灣確實需要更多資金來台投資與提高就業機會，但目前招商都在招錢，招來的都是四處流竄炒股票與房地產的熱錢，賺到錢就走。台灣實際需要的是以「招人」為出發點的招商，包括招來海外的人才以及招來培養更多好人才投入不同產業的錢，只招錢的招商是假的。
國人擔心生育率太低使未來勞動力不夠會傷害國家競爭力，朱敬一也提出不同觀點，他指出，台灣一家代工電腦業者員工四萬三千人，創造年營收四千七百八十九億台幣，另一家品牌電腦業者員工六千七百人，創造年營收五千四百六十四億元，顯示台灣若有更多企業投入獲利更佳的知識經濟產業，人口少未必競爭力會衰退。
再如「台灣蘭花與哈雷機車」、「皇后養成若是這樣，貞操就不易被懷疑」、「降稅救經濟？放屁！」、「為什麼退出政壇這麼難？」、「教改二十年，南柯一夢」等篇名，都會令讀者想要先睹為快、一探究竟，看看嫉惡如仇的朱敬一如何讓時人時事背後的真相一一現形，有些觀點你可以不同意，但會讓你了解我們社會面臨的許多問題。
文章節錄
是誰把政治弄極端了？
二十年前，不論是台灣或海外民主國家，競爭政黨的立場似乎都大致符合何氏所說的差異極小原則。可是，最近幾年情勢有所改變。台灣雖然急統與急獨的人口比例極少，但每次選舉極端的聲音都未必消減。不但統獨議題如此，各黨對於競爭政黨的批評更是趨向極端化，一方是逢藍必反，另一方則是逢綠必斥。
從連勝文受槍擊後若干媒體與政治人物的病態反應，許多人都會同意：台灣的政治真的很極端，與古典的政治競爭理論「差很大」。
一甲子前，一位經濟學泰斗何太凌（H. Hotelling）著述甚豐，若非英年早逝，諾貝爾獎絕對有他的份。何氏最著名的貢獻有二，其一是推導出耗竭性資源（如石油、礦產）的定價原理，其二是分析兩家廠商「定位」競爭的均衡架構。
前述何氏「定位」競爭的架構，後來被政治學者應用到兩黨政治競爭，開啟分析政治學一大片的研究領域。依何氏理論，在單一選區兩黨政治競爭的均衡下，各黨候選人都不會採取極端的政治立場。舉例而言，某甲候選人的急獨政治立場可能只吸引到少數極獨選民，其他大多數中間選民或泛藍選民，都會選擇棄卻某甲。甲預知自己極端立場之事後不利，也就不會在事前自居極端。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某乙也會在政見上傾向訴求中間選民。這種兩位競爭者都向中點趨近，形成「國民黨與民進黨差不多」、「民主黨與共和黨很相近」的態勢，何氏稱為「差異極小化原則」（Principle of Minimum Differentiation）。
在二十年前，不論是台灣或海外民主國家，競爭政黨的立場似乎都大致符合何氏所說的差異極小原則。以台灣為例，若干年前還有媒體描述：民進黨不喊獨立、國民黨不倡統一，兩個黨實在很像，都是不統不獨。依何氏理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台灣大多數中間選民都是不統不獨，而兩黨為了爭勝，就不得不向中間靠攏，於是兩黨看起來都很相似。
可是，最近幾年情勢有所改變。台灣雖然急統與急獨的人口比例極少，但每次選舉極端的聲音都未必消減。不但統獨議題如此，各黨對於競爭政黨的批評更是趨向極端化，一方是逢藍必反，另一方則是逢綠必斥。讀者不要以為這是台灣獨特的現象；近年國外文獻描述美國的政治亦是如此。共和黨內的茶黨較為激烈極端，但最近似乎取得了該黨的主導權，竟然能以其極端訴求，而得到相當多選民的支持，與何太凌當年最小差異原則大相逕庭。
為什麼會有這種「由訴求中間改為趨向極端」的轉變呢？這在學界還是一個待解的謎題。但已有論者指出，這種促使政黨兩極化的發展，可能與媒體的兩極化有關。美國的福斯電視台與若干脫口秀主持人，最近兩年是逢歐巴馬必反，與共和黨的極端政治人物互相呼應。就共和黨政客而言，福斯電視台的觀點幾乎是給共和黨的政黨立場定了基調，形成共和黨支持者之間的普遍想法。政客若持與名嘴不同或較溫和的立場，就像是該黨的非主流派，黨內初選甚難勝出。於是，在媒體帶頭極端化的情形下，政客也就只好跟著極端。
媒體與政治人物的極端化現象台灣人民應該是心有戚戚焉。台灣若干電視台之間的藍綠對立早已不是新聞，令人倒盡胃口。電視或報紙等媒體經營者發現，閱聽大眾似乎並不打算自媒體獲取真相，反而只想自新聞報導中聽到自己既有意識形態的呼應之聲。於是，媒體若能鎖定正藍或正綠選民，天天讓他們自該媒體的偏頗新聞中得到慰撫，則這些人民就是媒體的死忠閱聽戶，廣告收入可觀。事實證明，這樣的操作模式較諸平衡報導收視率更高，媒體的利潤也更豐厚，何樂而不為？
何太凌的理論為什麼未及見此呢？那是因為何氏只考慮一元政黨立場的競爭，未慮及政黨與媒體之間二元的互動。在政媒互動的世界裡，中間化與差異極小化的結論自然消失。這種現象不僅顛覆了傳統的政黨定位理論，也讓有識之士對政局的發展憂心忡忡。長此以往，這樣的兩極化發展似乎會將台灣社會越撕越裂，真不知將伊於胡底？萬一將來數位匯流下的資訊平台也被極端意識形態二分切割，那就會是可怕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