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最大的威脅，從來不是它的敵人，而是它的信徒
以撒．柏林討論自由的幾篇文章，重新界定了二十世紀人們理解自由的方式。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自由」逐漸成為現代社會最難質疑的價值。很少有人會公開反對自由；相反地，無論是革命、民主、民族解放、社會改革，往往都以自由之名展開。然而，二十世紀的歷史卻出現令人不安的反轉。許多原本以解放、理性與進步為名的政治理想，逐漸轉化為控制與壓迫。這本書既是對那段歷史的回應，也是一種更為持久的追問：當我們談論自由時，談的究竟是什麼？
內容節錄
《自由的兩種概念》
如果我說得對，而人類處境確實使人無法永遠避免選擇，那麼，人之所以無法避免選擇，並不只是出於那些明顯的理由（哲學家很少忽視這些理由），也就是說，世上有許多可能的行動路徑與值得過的生活形式，因此作出選擇，乃是理性能力或道德判斷能力的一部分。人無法避免選擇，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在一般意義上，這是一個概念性的理由，而不是經驗性的理由，那就是目的會互相衝突；我們不可能同時擁有一切。由此可見，所謂理想人生的概念，一種不必失去或犧牲任何有價值之物、所有理性願望（或德性的願望，或其他正當願望）都必定能真正得到滿足的人生，這種古典圖景不僅是烏托邦式，而且並不融貫。必須作出選擇，必須為了某些終極價值而犧牲另一些終極價值，這原來是人類處境的永恆特徵。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會削弱所有認為自由選擇的價值在於若無自由選擇，我們便無法達到完美人生的理論；其暗含的意思則是，一旦完美人生達成，在不同選項之間作出選擇的需要便會自然消失。按照這種看法，在完美的柏拉圖式、神權式、雅各賓式或共產式社會中，選擇就像政黨制度，或投票反對執政黨提名人的權利一樣，變得過時；任何基本不同意見重新出現的跡象，都會被視為錯誤與敗壞的症狀。因為對完全理性的人而言，只有一條可能的道路；而如今已不再有誘惑人的幻象，不再有衝突，不再有不一致，不再有意外，也不再有真正不可預測的新事物；在康德所謂神聖意志所治理的宇宙中，一切都靜止而完滿。
這片平靜無潮的大海，無論我們是否可以設想出來，都不像我們所處的真實世界；而我們也只能根據這個真實世界來理解人性及其價值。就我們所知，也就有人類信史所知，若理性包含對真實世界的正常把握能力，那麼選擇能力便是理性所內在具有的。生活在毫無摩擦的介質中，只欲求自己能夠達成的事物，不受其他選項誘惑，從不追求互不相容的目的，這就是活在一個自洽的幻想中。把這種幻想當成理想，就是試圖去人性化，把人變成赫胥黎那部著名極權夢魘中遭洗腦卻心滿意足的生物。縮減人類選擇的範圍，就是在內在意義上傷害人，而不只是在效益主義意義上傷害人；這是一種康德式的傷害。當然，維持最廣泛的選擇所需的條件，仍必須依其他需求作出調整，例如社會穩定、可預測性、秩序等等，無論這種調整多麼不完美；但這並不削弱這些條件的核心重要性。選擇的機會（不只是理性或德性選擇的機會）有最低限度；低於這個限度，人類活動在任何實質意義上都不再是自由的。確實，個人自由的呼聲常常掩飾了對特權的渴望，或對壓迫與剝削他人的權力的追求，或單純對社會變革的恐懼。然而，現代人對生活一致化、從眾化與機械化的恐懼，並非毫無根據。
至於相對性問題與價值的主觀性，我不禁懷疑，哲學家是否為了論證的需要而誇大：在人類歷史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跨度中，人與其觀點是否真的如偶爾呈現出來的那樣彼此迥異？然而，就於人類價竟有多恆久不變、有多「終極」、有多普遍而「基本」，我並沒有把握。若不同文化與時代的價值差異極大，那麼溝通顯然會變得更加困難，而我們的歷史知識（在一定程度上仰賴我們理解異文化的生活方式、目標與動機的能力）也將淪為幻影。如此一來，歷史社會學的所有發現也將同樣失去根基；而「社會相對性」這一概念本身，正主要源於此一學科。因此，懷疑論一旦推至極端，終將自我瓦解，因而自我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