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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作家教我的事──超越語言的美是共鳴

寫作需要語言、文字來展現厚度,一段生命經歷的展現,便也會是創作
2019/3/8
文/圖:陳政偉

台北國際書展期間訪問《美茵河畔思索德國》、《萊茵河哲學咖啡館》的外交官作者蔡慶樺,他提起德國作家歌德曾說:沒有學過外語,沒有辦法真正認識母語。語言於他,是溝通兩地、兩種文化,進行不同哲學思考的橋梁。

語言作為載體,利用文字給人一種想像,透過交談交換彼此的生命經驗,可以跨越地域、種族、文化無形的線,美好、神秘又迷人,卻也讓人摸不著頭緒,進而賦予它無限的可能。

像小說賣出百萬冊的《偷書賊》作者馬格斯.朱薩克(Markus Zusak)談創作,就是建構一個圖像,以代表他的方式,讓讀者感受既獨特又熟悉的畫面。

這些圖像可能多一個字、少一個字都不行,出現一個字不適合,圖像在讀者腦海中的畫面就不對了;朱薩克要找到最完美的排列組合,排出最完美的畫面;即便是一個標點符號,放在什麼位置都有它的意義。

文字於他,是用生活中的細微片刻跟細節去幻化、去建構一個屬於他與讀者間的秘密基地,分享只屬於他們的世界觀。

抑或是「百年降生:1900-2000台灣文學故事」中,由12位80世代「七年級生」作家寫下的101篇故事,回顧一整世紀台灣文學。主編李時雍說,這些故事是他那個世代回應台灣文學的最好註解,透過他們的眼,紀錄當下文學的歷史,也銘刻這個世代生命經驗的過程。創作之於他,是透過故事與他人溝通,時間軸貫穿一世紀以來,去寫下徘徊著的文學者們思考與困惑身影。

不過,跳脫於語言之外,文字、書寫、對話又剩下什麼,語言作為工具,是否有任何事物是在載體之上,不需要它而存在的?

想起去年住在法國鄉下那幾天。當時為參加波爾多紅酒馬拉松,住在路跑起點附近的民宿,省去市區到鄉間的奔波。民宿主人克勞蒂是個年約七旬的老奶奶,住鄉間四十餘載,一人一狗加上小屋,那畫面像極了風景畫。她把老房子空出一半供旅人休憩,另一半用來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異鄉人。

夕陽還火紅地沒要休息般,在艷麗晚霞裡見到克勞蒂奶奶,面容友善但有點距離感,不慍不火介紹完房間,確定隔天不用早餐並給了鑰匙,叮囑一些該遵守的瑣事。

少見的亞洲面孔來參加扮裝出名的紅酒馬,克勞蒂奶奶打趣問我與朋友的裝扮,喊聲加油後,就開著小車揚長而去;語氣乾脆、不拖泥帶水也不多一丁點寒暄。住宿的兩天裡,我倆都不曾交談,恰如法國人對外人冷漠的既定印象。

法國波爾多郊區的民宿(陳政偉攝)

第一晚,鄉下舉目漆黑,半夜想找熱水,年老失修的樓梯咿呀作響令人作窘。吵醒已休息的克勞蒂奶奶,她面無表情地指著旅客用小客廳,我尷尬致歉後摀著發紅的臉回房──再次交手還是敗陣。

馬拉松結束隔天一早,準備離開波爾多,終於可以好好享用早餐,也是與克勞蒂奶奶的第三度「對戰」。意外地,在朋友尚未遺忘殆盡的法文助攻下,老奶奶竟顯露出這幾天不曾見到的溫暖笑容。攀談中,咖啡、麵包、溫熱的牛奶未曾停過,她熱情化融在一來一往的笑談間,原來的冷可能是語言不通的澹然。

由於民宿地點偏僻,我們是入住的第一組台灣人,老奶奶表示從未去過亞洲,興奮問起台灣種種。交換一些地理、政經的訊息後,提到同婚平權時說,法國通過同性相關法律已久,習以為常。

她輕描淡寫地說,也沒什麼,都是人啊。在愛面前,什麼都顯得自然。如果不是窗外景色仍是綠得彷彿沒有盡頭,總錯覺自己身在巴黎街頭,與見多識廣的老嫗深談。

若說心遠地自偏,但世居離城市偏遠的人們,心也許根本不遠,或許跟人心更靠近。有距離的美,才舒服自適。語言、文字之於克勞蒂奶奶,是溝通的澹然,對事物領略於心,她的溫暖,以極少的語彙,與台灣越洋來到法國鄉間的我們有了交集。關於愛,人類似乎都有共鳴。

思緒回到書展,自然書寫作家吳明益在「沉默之聲:關於自然書寫的演化(二)」演講提到,「作家應該把寫作當生命去投入,而不是把生命過程拿來寫作。」他苦口婆心,「在小說中,虛構是很個重要的層面,但很多真實的東西,寫到小說裡也很有文學張力。」

這些話醍醐灌頂,若說寫作,需要語言、文字來展現作品的厚度。那,一段生命經歷的展現,對於懂得領會的人,便也會是創作。

這些作家教我的事,文學即生活。於我,克勞蒂奶奶就是一首詩的存在,用心記下,然後在某一天自然地流出筆尖。在訪問構築的日常中,能紀錄到這樣溫暖片刻,是種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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