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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台灣的主人:總統府與府前空間的演變流轉

這棟建築和週遭空間的意義與功能,百年來已有全然變化,說明誰才是真正主人
文:洪健倫

從被炸毀的總督府到蔣介石的生日禮物

1945年5月31日,兩顆炸彈在美軍的「台北大空襲」行動命中台灣總督府,建築物正面被炸出大洞,而原本為了展示殖民政府威儀,卻被台灣人笑稱「阿呆塔」的中央塔樓,也嚴重傾斜。

國民政府在該年10月25日接收台灣,並在1946年上旬由台灣省政府開始準備修復總督府。原先的想像,修復後的總督府將不再作為台灣權力核心,而是改為文化館或科學館,成為向民眾開放的博物館。

1923年騎兵於臺灣總督府前迎接日本皇太子裕仁(來源:維基百科)
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在1945年遭美軍轟炸,嚴重損毀

那時的台灣在良莠不齊的外省官僚治理下官民衝突頻傳,支援大陸戰事也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接收台灣一年不到,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摩擦嫌隙越來越深。

1946年10月,德高望重的林獻堂與陳炘、李建興等15位賢達赴中國大陸和黨政高層溝通兩岸政情後返台,他提議以向蔣介石總統祝賀60大壽之名,發起募款修復總督府,並更名「介石館」(後定名介壽館),以表達祝賀之意。

一同發起的包括親近國民政府的李友邦、黃純青、陳旺成、李萬居等台灣仕紳,目標籌募獻金舊台幣1億元(折合新台幣約2500元)。由於金額龐大,遲遲未能達標動工。1947年,台灣省府主席魏道明決定提撥專款將舊總督府改建為「省府大廈」,修復工程才於7月正式啟動。

但省籍衝突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升到最高點,發起募款的李友邦、黃純青、陳旺成都受到牽連,不是鋃鐺入獄,就是被逼得退出政壇。而高齡72歲的台灣省參議員黃純清,儘管被當局舉報為「二二八首謀主犯」,他仍在卸下政職前向省政府建議,在即將完工的介壽館舉行台灣博覽會,宣揚台灣產業的發達情形。

黃純清的提議被省府採納並擴大舉辦,成為第一屆「台灣省博覽會」。1948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博覽會以竣工的介壽館為主場館,館前廣場也搭起臨時展場,鄰近會場的新公園(現二二八紀念公園)則設有「山地村」,邀請原住民歌舞團進駐,也販售山地特產。

總統府修復後,於1948年被作為第一屆台灣省博覽會展場(中央社檔案照片)
1948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博覽會以竣工的介壽館為主場館,館前廣場也搭起臨時展場(中央社檔案照片)

這是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初期規模最大的展覽,在彼時動盪不安且物資匱乏的台灣,當局投入龐大資源籌辦,為了修補官民感情,也強化台灣與大陸的連結與黨國意識。

修復後的總督府正門上方,掛起了「介壽館」石匾,建築物正前方的大道,則也更名為「介壽路」。

此後沿用近一甲子的「介壽」兩字,保留了最初台灣仕紳的良善立意——以曾經象徵台灣最高權力的建築物,為掌權者祝壽,希望換取掌權者對台的重視與平等對待,但此願望卻不曾在他們有生之年實現。

隨著1949年5月台灣省政府頒布戒嚴令,清剿匪諜亦整肅異己,台灣在光復後短短4年不到,就走入比日治更高壓的白色恐怖時期。

1949年12月7日,蔣介石下令在國共內戰節節敗退的國民政府遷都台灣。介壽館成為國民政府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行政院、總統府的合署辦公中心。介壽館與周邊道路都成為軍事管制區,府前的介壽路與重慶南路一段,戒備森嚴,機車與腳踏車禁止通行。

一年前才以博覽會熱鬧迎接人民的介壽館,就此再次成為禁城。

(中央社檔案照片)

戒嚴時期的府前廣場——強人的「中國夢」畫布

1950年韓戰爆發,11萬解放軍也在福建集結,蔣介石政府情勢險峻,因此首次在介壽館前舉行國慶大閱兵,20萬民眾也在府前舉行花車大遊行,營造官民同慶的氛圍。美國顧問團也舉行贈槍儀式,以象徵美國對於國民政府的軍事支持。

在老蔣任期裡,總統府又舉行了11次閱兵,蔣介石在文告中一次次告誡台灣同胞,台灣必定成為實踐三民主義與反共抗俄的基地。他在攝影機與麥克風前激昂的演說,以及軍民報以「蔣總統萬歲」的口號,也鞏固了他近乎於神的強人形象。

在政治一言堂的年代,介壽館前的禁區是執政者的權力展演場,也是形塑台灣社會「中國」集體認同的畫布。而其強力展示的圖騰、標語,與執政者的形象,都成為走過那段歲月之人的集體回憶。

(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檔案照片)

衝破禁區的時代騷動

1970年代末期,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友邦斷交,接任元首的蔣經國在國慶大典使用更大量的國家符號、標語,鞏固執政當局「中國」政權與文化的正統性,鼓舞民心面對險峻的國際情勢。

(中央社檔案照片)

但另一種聲音也在民間鼓譟,新一代知識份子開始挑戰威權。介壽路禁區這個展現國威的主舞台,成為有志之士首要突破的重要象徵。

1984年11月,楊德昌拍攝電影「青梅竹馬」,趁著博愛特區國慶燈飾尚未拆下,台北中正一分局又以全部警力執行「一清專案」,他帶著劇組到了機車禁入的介壽路,讓大家騎著摩托車在國慶牌坊與景福門前呼嘯而行,背後牌坊上彩燈點亮著「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等標語,諷刺了當局那徒具其表且緊握不放的意識形態。

楊德昌1984年11月在介壽路禁區上拍攝「青梅竹馬」。(前景娛樂提供)
1986年(中央社檔案照片)

但最關鍵的一記震撼,是解嚴初期的詹益樺自焚事件。

1989年4月7日,李登輝在解嚴後接任總統不到一年, 41歲被控叛亂的台獨運動者鄭南榕誓死捍衛言論自由,自焚拒捕喪生。他的親友與社運同志決定在5月19日出殯,並以介壽路總統府前方作為路線終點。儘管早已事先提出集會申請,台北市警局遲遲不肯批准,5月19日當天,一行人仍浩浩蕩蕩朝總統府前進。

(中央社檔案照片)

市警局不敢大意,派出2000多名警力與鎮暴部隊,在介壽路上拉起蛇籠與拒馬,並部署水車。送行隊伍行至路障前方,在蛇籠上朝著總統府掛起「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的布條。此時,社運基層的中堅成員詹益樺,突然點燃預藏在身上的汽油,在烈焰中張開雙臂撲向蛇籠。因參與台獨運動而飽受國家暴力的詹益樺,用自己的身體與生命,在黨國最高權力面前做出最沉痛的非暴力反擊,得年32歲。

此舉震驚全台之餘,也讓追求言論與集會自由的反對黨與社運團體,在1990年代更積極嘗試突破禁區。

1994年,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台北市第1任直選市長,開始推動「空間解禁」,1996年,他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更名「凱達格蘭大道」,彰顯此地曾為凱達格蘭族領域的歷史,也放寬禁區管制,不再禁行機車及腳踏車。各種集會遊行終於得以順利在此舉行。

1992年(中央社檔案照片)
1996年(中央社檔案照片)

眾聲喧嘩的公民舞台

1997年,紀念白曉燕命案的「五一八用腳愛台灣」用雷射光束將「認錯」與「腳丫」等圖文投射在總統府外牆,當這些綠色光束初次踫到總統府紅磚外牆,凱道民眾情緒激昂。這是台灣人民第一次「摸到」總統府。這樣的表達方式,日後也被許多社運團體仿效。

2000年,陳水扁就任第2屆民選總統,國民黨自來台後首次撤出「介壽館」。不甘失勢,國民黨支持群眾聚集總統府前抗議,為時一週才散去。5月20日,總統府邀請阿美族歌手張惠妹,在就職典禮上領唱國歌,是首位在此大典上登台的原住民歌手。

陳水扁掌政後,繼續實踐「空間解嚴」。2006年,介壽館正名「總統府」,府內的庭室也一一從台灣為主體的角度命名。

此時的凱道,正式從威權象徵,成為人民眾聲喧嘩的場域,從獨派團體的「台灣正名運動大遊行」、「手護台灣大遊行」,到反對濫權的紅衫軍倒扁活動,都在這邊舉行。而2009年台灣同志大遊行的彩虹旗更首次在凱道展開,是台灣社會包容多元文化的重要里程。

但台灣社會近年對凱道最深的集體記憶,莫過於由新生代運動者發起的兩次大型集會。

(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檔案照片)

2013年軍方發生管教過當的「洪仲丘事件」,更衍生出結構性包庇的「國防布」羅生門,公民1985行動聯盟8月3日在凱道舉行「萬人送仲丘」,近20萬身穿白衣的民眾聚集在凱道到景福門圓環周遭,從高空看去像極了巨大的十字架,是給洪仲丘的勳章。人民的力量促使行政院宣布將部分軍法回歸司法管轄。

2014年,馬英九任內爆發318佔領立法院行動,演變成維持近1個月的「太陽花學運」,並在3月23日延伸的佔領行政院行動中,爆發嚴重警民流血衝突,台灣近代民主發展蒙上陰影。

3月30日凱道上舉行反服貿遊行,訴求「捍衛民主、退回服貿」,數十萬支持群眾身穿黑衣,抗議政府的武力鎮壓。樂團「滅火器」在晚間登台,演唱為學運創作的「島嶼天光」,萬人現場合唱的氣勢,將「天色漸漸光」的旋律深深刻入凱道的記憶。

之後,各路團體也打著「公民」旗幟走上凱道。包括蔡英文總統上任初期推動軍公教年金改革,反年改團體發起「軍公教反污名要尊嚴九三大遊行」,軍公教團體牽起手,為了「錢」景走上街頭。

(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檔案照片)

凱道上的移動部落

然而,在太陽花學運後一波波凱道行動中,聲量最微弱卻最堅定的,當屬阿美族歌手巴奈(Panai Kusui)與紀錄片工作者馬耀比吼(Mayaw Biho)從2017年2月18日發起至今的凱道部落。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旋即代表國家向原住民長年遭受打壓與歧視致歉,然而政府之後通過的相關法令將私有地排除在傳統領域之外,此舉被認為不重視原民的轉型正義與傳統文化。

巴奈等人憤而在凱道路肩與人行道一隅住了下來,發起定點抗爭,喊出「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口號。北市警方先後以佔用道路及未申請路權為由,數度以優勢警力進行清場與驅離。巴奈一行人於是先後轉進台大醫院捷運站出口、二二八公園,以及台北市美術館的台北雙年展等地。

(中央社檔案照片)

最早來到台灣、最熟悉這塊土地、視土地為母親的這群台灣主人,身影如今還不時投射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等待最後的和解。 

歷經近一世紀的外來政權後,總統府最終卸下了威權象徵,它名義上的主人終於成為由台灣民意產生的領袖;府前廣場也從掌權者展現權力的場域,成為人民展現公民力量與政府對話的主舞台。儘管不時有人以府前縱深不足的維安理由,倡議總統府應另遷他處,總統府和府前廣場已成為「人民的總統府」與「人民的廣場」,卻是不容置疑。

(來源:維基百科)
(中央社檔案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