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戲劇產業觀察:從《國際橋牌社》看政治IP的可能

在台灣要製作一齣好戲,錢和人是基本的基本,更重要的是勇氣,不怕死的那種膽量,以及很多的幸運
文/陳秉弘

開始跑線前總是不懂,明明可以好好把故事講清楚、情節交代明白,為什麼台灣的戲劇不是差了一點,就是相距甚遠。後來跑了很多場子,劇組工作狀況、製作方的執行困難、通路的現實壓力,都聽了不少,才了解到,在台灣想做齣好戲,確如西天取經、路程千艱萬險。

在台灣要製作一齣好戲,需要很多東西,錢和人是基本的基本,更重要的是勇氣,不怕死的那種膽量,以及很多的幸運。首度觸及當代台灣政治史的《國際橋牌社》就很不怕死,敢影射台灣當代政治,還獨立製作。這齣戲目前正在檔上,前年就已釋出訊息、去年初記者會為開鏡拍攝宣傳、去年底上架風波佔了幾天的社群版面,很多事令人難忘,比如製作人總是叼著的菸,粗厚的嗓門,還有堅毅的眼。

《國際橋牌社》開鏡時,吸引許多台灣媒體到場,當時就已引起熱烈關注。(馬克吐溫國際影像提供)

影視戲劇創作,政治題材如何可能?

去年有許多戲劇掀起了相當熱度的輿論,《我們與惡的距離》那些關於正義的悲愴沈痛,《俗女養成記》關於女性在社會中被綑綁再綑綁的無奈苦笑,《罪夢者》裡夢境現實模糊界線中的汗水與血,有人說台灣戲劇感覺要起飛了,也有人笑台灣的劇本依然不懂貼地、不管觀眾,

台灣影視圈過去累積拍攝類型戲劇的能量,近年來已經有爆發的跡象,2015年的《麻醉風暴》、2017年的《通靈少女》都掀起廣大迴響,去年的《我們與惡的距離》、《俗女養成記》、《鏡子森林》等,也帶出台劇新的高潮。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抽掉台灣偶像劇長期使用的黃金公式,高富帥與白富美的浪漫愛情、爛漫青春,將視角調整為連結台灣土地,關注社會個體所遭遇到的問題,將社會問題隱匿在劇情敘事之後,提供觀眾新的思考空間。

但政治作為文化創作的題材,在台灣依然較為少見。其實以政治為創作基礎,美國、歐洲等影視工業早已成熟的國家,如《紙牌屋》等諷刺時政之作所在多有;韓國近年如《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等戲直視歷史事件;中國的獨立製作電影,縱使幾乎沒有言論空間,許多獨立導演如婁燁也曾拿出《頤和園》這類的作品,縱使後來被中國當局認為影射六四事件而被封殺,但至少都曾經出現過。

《國際橋牌社》以台灣近代政治史為基礎,希望能提供觀眾不同的視角,引起社會開始對近代政治的狀況進行反思、討論。(馬克吐溫國際影像提供)

台灣至今才開始出現這樣的戲劇,原因不難想像,近期自由時報的文化周報中,影評人藍祖蔚在專欄〈疫病時期宅娛樂:《國際橋牌社》 政治梭哈的臨門一腳〉之中提到:「關鍵在於為什麼前人鮮少以這頁歷史搬戲演故事?不敢,是因為心中還有警總,還在戒嚴?不為,是擔心押錯寶,成為政治清算的祭品?不能,是因為史料有限,真相還隱在霧中嗎?坦白說,不管是「不敢」、「不為」或者是「不能」,都在提醒戲劇創作者:這塊人跡罕至的政治處女地,正是有無限可能的新藍海。」

《國際橋牌社》的出現,代表台劇展開了新的試探,過去縱使有關於台灣歷史、本土脈絡的戲劇,也多聚焦於黨國時期之前,拍攝題材不外乎日治時期,更早期的清領時代,或是在漢人尚未統治台灣的荷蘭時期。直到近期才有像《返校》這樣的電影出現,此片去年在台灣掀起巨大的討論,更是國片去年票房冠軍,可見政治IP不是不能做,觀眾確實期待已久。《國際橋牌社》觸碰的議題很多,台灣的民主轉型、威權時期的白色恐怖、政黨政治的政治鬥爭,過往影視圈視為大忌的材料,全都攬進了劇情裡。

《國際橋牌社》當時喊出要拍攝8季,第1季就以台灣90年代民主化工程為主要軸線,那是台灣成為亞洲領頭民主國家相當關鍵的一段時期:剛解嚴,跟中國的關係從緊張對立的狀態中,要走向何方尚未明朗,國內對於破除威權爭取自由的聲音不斷壯大。戲劇中穿插歷史事件包括大漠計畫、台韓斷交、辜汪會談以及動員戡亂條例的廢止等,帶動觀眾的時代共感。

政治IP為何困難

這類題材的戲劇,電視台為何不敢買版權?影音平台為何不好談?如去年是選舉年、這樣的戲劇會不會造成影響?都是可以觀察的視角。後面隱藏著許多的角力,投資方的考量、創作端的意念、執行端的效率以及最後的宣傳通路,這些都決定戲劇影集在現代影劇市場的成敗。

台灣歷經過去的威權時代,對政治太過恐懼,而且黨國時期許多資料至今都尚未解密,從哪一個視角切入都有難度,如《國際橋牌社》中拍攝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支線,要去找尋過去被政治所壓迫、消失的人們,當年被偵訊、審判的檔案難度相當高。以與美麗島事件所牽連的陳文成案為例,至今檔案解密都還有很大的障礙,因此案件依然陷在迷霧之中。

政治IP戲劇的困難,《國際橋牌社》在拍攝完成後,後續依然障礙不斷。(馬克吐溫國際影像提供)

另一個觀察點,台灣人口基數較少,同樣語言的中國市場龐大不只數倍,讓影劇圈許多從業者心之嚮往。而在兩岸政治角力下,不管是製作的戲劇要進入中國,或是各種影視人才要登陸對岸從業,都得要先在兩邊選邊站,而龐大利益放在眼前,許多影視從業者會如何選擇,不難想像。因此,拍攝台灣近代政治,或是以此為題材的作品,在前期要找到人才、資金都相當困難;更別提在製作出來後,電視台、影音平台因為目前全球化的經營策略,會對這樣的題材有多少顧慮。

政治作為戲劇IP,光是考慮上述的表面問題,就應該已經沒有人想要投進這個火坑,畢竟怎麼做怎麼賠錢,縱使理想有多堅定,資源尋找的困難非常人所能想像。《返校》、《國際橋牌社》等劇依然無懼的堅持並且完成,擺到觀眾眼前,很難不令人敬佩。

這齣台灣首發政治IP戲劇,先驅意味相當濃厚,許多人有著深厚期待,希望能夠讓觀眾娛樂之餘,對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事情,跳脫出過往教科書、主流媒體給予的資訊,喚醒台灣人的心中被深埋、積灰的一些事情。

(本文主照:《國際橋牌社》製作人汪怡昕與監製馮賢賢,聯手催生台灣首部政治IP的影集,中央社記者吳家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