睜開左眼、用鏡頭打怪 李惠仁永遠在拍紀錄片的路上

與受訪者關係保持「不和諧但很密切」,李惠仁拿捏人與鏡頭距離,衝撞不合時宜體制。
2021/4/23
文:葉冠吟/攝影:王飛華/影音:黃大維、陳薇雯/圖片提供:李惠仁

紀錄片導演李惠仁2008年出走舒適圈,離開工作15年的商業電視台,展開用肉身衝撞腐化官僚體制、挑戰威權,用攝影機鏡頭打怪的忙碌生涯。

他透過《不能戳的秘密》以一人之力對抗農委會官僚體系,揭露禽流感疫情防疫漏洞;《蘋果的滋味》凸顯台灣媒體捍衛新聞自由與賣新聞間的矛盾;《并:控制》揭穿中國極權政府控管言論作為,導致李惠仁至今無法入境香港。

從主流媒體畢業10年後,2018年,李惠仁獲得台灣新聞業界最高榮譽的「卓越新聞獎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問及得獎感想,和藹的臉上有幾絲害羞,「我很感謝他們頒獎給我」,然後忍不住吐露心聲:「最主要是因為它有獎金啦,嘿嘿嘿,可以拿去做其他事情(拍紀錄片)」。

儘管與龐大轟隆運轉的各式國家機器對槓,如同向高牆投擲數百盒易碎雞蛋,流滿地的蛋汁卻成為堅定走過路途的足跡。符合他以攝影記者的身分,拍下首部紀錄長片《睜開左眼》時給自己的期許:不再以右眼看鏡頭,而是以雙眼凝視周遭,不再錯過社會、生命中的每件事。

李惠仁過去在商業電視台擔任攝影記者,總是閉上左眼,只用右眼看finder,離職轉任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後,開始學習睜開左眼。(圖片提供:李惠仁)

文化+:惠仁導演是記者出身,2008年以前用右眼的finder觀看受訪者、日常新聞,2008年後,您選擇「睜開左眼」觀看、參與世界,是否能告訴我們這兩雙眼睛的差異,亦是記者與紀錄片工作者、紀錄片與新聞報導的界線差異?

李惠仁(以下簡稱李):離開媒體不當記者後,一開始我還是很不習慣,比如說「手機」,我隨時都放在睡覺的床頭旁邊,隨時擔心有新的訊息要去反應。第二部分是「吃飯」,吃飯速度永遠非常快,因為你不知道下一秒、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情,我最快一個便當可以3分鐘吃完,包含喝養樂多(笑),這其實是很不健康。即便現在已經離開主流媒體那麼久,吃飯相對來講還是比朋友快。

基本上,兩者工作樣態沒有太大差別,只是工作時間不大一樣。以前在daily news長官會說:「你不要跟我講過程是什麼,你跟我講結果是什麼」,當我們步調非常快的時候,你只會在意結果,過程反而會被忽略掉,很多事情脈絡會不見,變得很扁平。但我覺得步調慢下來,你反而可以看到更多事情。紀錄片有比較多時間去思考,甚至去質疑你得到的訊息,花很多時間驗證交叉比對。

李惠仁拍攝形式以調查式紀錄片為主,作品《并:控制》揭露中國對港台社會無孔不入的思想控制。(圖片提供:李惠仁)

文化+:惠仁導演都如何選擇題材,您所做的題目不論是《不能戳的秘密》揭露禽流感防疫漏洞、《并:控制》挑戰中國言論控管,到最新的作品《上學去》曝光台灣高教體制亂象,感覺都不忘記者本色,以調查報導進行?

李:以目前來講,台灣紀錄片導演曾經受過新聞訓練的,相較沒有那麼多。因為我們是記者出身,看過很多新聞事件,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應該有更多的觀點,甚至想調查來看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還是不會忘情「你在跑新聞」。

同時我們也都會期待,這個調查報導是可以改變一些什麼,雖然我們都知道,紀錄片不是拿來治國。

我很多片子都是從新聞事件展開、發展。很多人講說:「李惠仁你幹嘛一天到晚都做罵人的紀錄片」,我也不想啊(苦笑),對不對, 你做調查很累,你罵人也很累啊。講難聽一點,那種片子一點都不甜、攏袂甜,你看它不熱血也不勵志,那你為什麼還要拍這個?

我常常覺得,紀錄片是「書寫國家的春夏秋冬,記錄社會的陰晴圓缺」,這還蠻重要的。調查式紀錄片絕對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它要花很多時間、人力、物力,有時候調查的結果又不如預期,很有可能很多時候是這樣,所以一般電視台都不願花這個時間去做。

但這塊總要有人做吧,拼圖裡面你不能常常說,我只要拼人的臉就好,其他我都不拼。如果是這樣子,因為這個比較少人做,可能也不是那麼討好,那我就來做。

文化+:您常常是自己紀錄片中的參與者,用身體、鏡頭去衝撞體制,為何會選擇這樣的方式?

李:(大笑)很多人會講說你為什麼入鏡? 《睜開左眼》第一個版本其實是沒有我,我自己沒有involve(參與)在裡面,甚至沒有我的旁白。甚至第二個版本加入旁白時,我是找一個做廣播電台DJ的同學,聲音很好、很有磁性。

當時的製作人問我,為什麼你不自己去錄音,我說我聲音不好聽,他說不會啊,柯師傅(柯金源)那個台灣國語比你還難聽,他都可以錄,你會什麼不能錄(笑)。我就說,好 ,我來試試看,那時候我才嘗試把自己的角色放進去。

因為我也曾經擔任過攝影記者,所以我就把自己放在裡面,把整個故事包括我要談的那幾個朋友都串起來,那是第一次我自己involve。

李惠仁坦言會選擇以參與式的方式入鏡紀錄片,是逼不得已,亦是有策略性,想凸顯出拍攝內容的荒謬,或凸顯出拍攝對象的反應。(攝影:王飛華)

但《不能戳的秘密》是因為遇到很多阻礙。紀錄片也要做很多的「再現」,但「再現」該怎麼處理? 當很多時候我們想用正常的拍法去拍攝時,官僚其實是不願意的,那怎麼辦,只好開始去創造一些狀況出來。因為當時也沒有人能協助,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就自己放到裡面,然後就開始衝。

《上學去》就有點像在做《不能戳的秘密》,我想要用參與觀察方式來談這件事情。當時世新社發所被學校違反程序正義停招,我公共電視的朋友想要去做專題報導,寫email、打電話去邀世新大學的校長,結果世新大學校長室只印了A4大小的聲明給他們。

你看,公共電視他們是記者,不是世新大學的師生,也不能說衝到學校裡面去等、堵校長。 如果我要拍這部片子,跟公共電視用同樣方式拍攝,我相信得到的結果都一樣。所以我就想說,乾脆我去考好了,一但我變成世新大學社發所的學生,我每天杵在那邊等校長,我有很大的合理性,學校總不能叫警察把我抓走吧。

如果我都是一個世新社發所的學生,想來跟學校了解這件事情,學校不理你,在鏡頭前面呈現出來,他們的那些動作、那些反應,對觀眾來說有意義。因為觀眾就看得出來,他的態度是怎樣,所以那是策略性的。

我相信很多時候,導演或記者站到鏡頭前面去、甚至去衝撞參與其中,目的是要凸顯出那樣的荒謬,或凸顯出你想要拍攝對象的反應。

文化+: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不免有挫折,惠仁導演遇過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最大的挫折,是我們原先期待它很快就能改變,因為我們希望這個社會更好,經過我們披露真相,大家都能去關注它。但沒有啊,時間一過,大家都忘了,時間一過,那些應該要負責任的人都逃掉了。例如當時做《不能戳的秘密》兩集報導之後,可能有些官員也被監察院彈劾,每個人每個月少一千塊薪水,就這麼少,最後每個人都順利退休,拿到退休金。

很多人問,你覺得你拍完《不能戳的秘密》後,農委會最大的改變是什麼?我說:「它們隱匿技巧提升了」,他們就「蛤?隱匿技巧提升,你拍得不是就沒有意義?」我就回應,有有有,絕對有意義,因為它告訴我們,我們很多公民不知道跟官僚之間的競爭,就如同人跟病毒的競爭是一樣,是永無止境的。

所以透過這樣的狀況,是不是要讓公民的意識再提升?這讓我覺得說,好,我每一年如果有機會,我都要跟大家分享,所謂的媒體釋讀、公民素養、公民教育等等。

李惠仁認為自己沒有灰心、悲觀的權利,就算挫折依舊會有貢獻,從失敗中找到養分,然後再繼續努力、重新去做。(圖片提供:李惠仁)

我們沒有灰心的權利,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就算挫折也是會有貢獻,就如同生技上做一個新藥,當新藥它解盲失敗了,它有沒有貢獻?有,因為它讓我們知道,這個方式可能是不對的,我們可以從失敗裡面找到另一個養分,然後再重新去做。

文化+:就像惠仁導演曾說過的,拍調查式紀錄片、對抗抵制如同「向國家機器的高牆拋擲易碎的雞蛋」,是什麼樣的信念讓您能夠持續堅持?

我在念大學服裝設計系時,念到畢業的前兩個月就退學,這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最重大的決定。第二次重大的決定,就是2008年。當了15年的記者,有一份不錯的薪水,不錯的職務,然後我離開了媒體,當了獨立紀錄片導演跟獨立記者。

那年我40歲,父親剛好生了重病,當時幾乎要失去他。你真的在病房裡面,認不出父親的樣子時,你會覺得,ㄟˊ,爸爸怎麼變成那樣。以前很大、護衛整個家,但當下他非常weak(虛弱)、無助,你都不知道他手上、臉上的皺紋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2008年,李惠仁的父親(右)生了一場重病,讓李惠仁(左)重新檢視自己生命最重要的主角為何,最終他決心離開商業媒體。(圖片提供:李惠仁)

在醫院陪父親將近20天,我開始思索,生命中最重要的主角到底是什麼?是賺很多錢嗎?有一份很好的職業嗎?然後再賺更多的錢,買豪宅、買名車嗎?顯然我相信不是,對很多人來講都不是。

恰好那年40歲,假設每個人都能活80歲,欸,我們人生過了一半了耶,扣掉你離開之前身體可能行動不便,你能夠到處跑來跑去還有多少時間?算來算去你會覺得很可怕欸,所以我當下決定如果是這樣子,這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嗎?我應該要去做這些事情。

拍紀錄片的過程中有很多回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例如有人來恐嚇你。但這是重要的,因爲我發現調查式的紀錄片在台灣很少,應該也要透過很多的調查,讓台灣民眾知道,那些有權力的人,他們是如何運用很多力量來掩蓋事實。

我自己曾經當過記者,我也有那樣的能力跟資源,包括大家知道你在做調查報導,會把見不得光的秘密跟資料給你,因為這樣子我就不斷的在做調查。

你能不做嗎?因為沒有人做啊?我們也希望社會更好,希望自己的小孩是在一個很好的環境生存,希望幫他們把很多的石頭搬開,所以我不斷地去做這些事情,我相信很多從事創作或調查的人,都是同樣的心情。

文化+:惠仁導演會不會覺得疲勞?大家想到調查式報導或紀錄片就會想到「李惠仁」,每件事情都找你?

我覺得一個成熟的社會,做調查報導或做調查式紀錄片的人會越來越多。因為它是一個防腐劑,社會會腐化,官僚會腐化,有權力的人都會腐化,它需要被調查。

你剛剛講說,一直叫李惠仁來做會不會壓力很大,不會啦,也是因為這個樣子,很多人會提供我們很多的資料,我做不來,就會把這些資料給其他朋友,大家一起來做。

我覺得從某些程度來說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也會把這些資料給主流媒體。即便我離開媒體之後,很多的調查都是跟主流媒體合作。他們(主流媒體)可能對那些議題不是很暸解, 提供我訊息的那些人對媒體不是那麼熟悉信任,所以他們透過我,我也透過他們,讓主流媒體去做報導和披露。

另一個部分,大家都知道我在做調查,當然那些官員就會很討厭我,但他們很討厭我也會有好處。

我常常講,以前在唸書的時候,要我們跟受訪者保持良好的密切關係,「既和諧又密切」。但你們很和諧又密切的時候,就會變成「傳聲筒」,他們會利用你去釋放一些訊息、去探風向。但如果我們「不合諧也不密切」,這樣也不行,因為這樣一天到晚都會被漏新聞,可能會被長官罵,所以我現在的狀況是「不和諧但很密切」。

李惠仁(左)拍攝揭露農委會掩蓋禽流感疫情真相的《不能戳的秘密》系列紀錄片,讓他成為農委會的黑名單、眼中釘,右為時任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圖片提供:李惠仁)

像如果我去農委會,他們不會不讓我進去,可是馬上會通報:「那個李惠仁來了,不知道要幹嘛」,因為有這樣的狀況,要去驗證一些訊息的時候就會非常有意思。

比如說我在《不能戳的秘密》裡面,有用他們一直很沒辦法接受的電話錄音,我又會把它做成紀錄片、放在網路上,這對官僚體系或有權力的人來說殺傷力很大。他們會互相告訴彼此,「那個09xxxxxxx的號碼不要接,那是李惠仁的電話」。

所以當我打電話給他們,要確認訊息的時候,你是那個官員,你知道李惠仁會電話錄音,然後他打來一定有目的,還會做成紀錄片放在網路上,然後更誇張,李惠仁竟然會去告官員,如果你都知道會這樣做,李惠仁問你一件事情的時候,yes or no,你會怎麼回答?

你說謊,李惠仁不知道會怎麼樣修理你,或是跑去法院、地檢署告你。所以有的時候,官員要不是說實話,要不是就會支支吾吾,你大概就會知道答案是什麼,這就會是一個很好的參考點(笑)。 

跟受訪者保持「不和諧但很密切」,成為李惠仁(左)拍攝調查式紀錄片驗證對方是否說謊的參考點。(攝影:王飛華)

李惠仁
1969年生於彰化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
2018年卓越新聞獎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得主

作品
2009年《睜開左眼》獲2010 INPUT BUDAPEST 世界公視大獎
2004年《危雞危機》獲曾虛白新聞獎新聞公共服務獎
2011年《不能戳的祕密》獲卓越新聞獎電視類調查報導獎
2012年《寄居蟹的諾亞方舟》獲亞洲電視大獎最佳導播
2014年《不能戳的祕密2:國家機器》獲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最佳紀錄片
2016年《蘋果的滋味》獲台北電影節媒體推薦獎

主題照:紀錄片導演李惠仁2008年離開工作15年的商業電視台,展開用肉身衝撞腐化官僚體制、挑戰威權,用攝影機鏡頭打怪的忙碌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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