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照大歷史裡的小人物 黃子明用鏡頭記錄戰爭傷痕

影像是歷史,是人性,是殘酷,也是強韌,黃子明用他的鏡頭,記錄光影流動下的真實世界。
2021/7/3
文:趙靜瑜/圖片提供:黃子明

自小時候有印象開始,清明時節,黃子明跟著家族長輩們,總是得掃兩種墓。

一個是傳統閩南祖先的墓,圓形大墳;另一個是上面有直立方柱石碑,造型極簡的日本墓。那是他三叔公的墓。

「三叔公的照片,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的照片,也是三叔公僅存的照片,就是掛在我們家。」黃子明說,三叔公是台籍日本兵,他被日本政府徵調當軍伕,年輕時就戰死南洋,「阿公談起他這位唯一的弟弟,似乎有那麼一點落寞;因為三叔公沒有子嗣,所以名義上把我爸爸過繼給三叔公。」從此,黃子明有了另一個從未謀面的祖父。

一張照片,種下了黃子明對於戰爭的想像,也開啟他日後拍攝戰爭世代的系列畫面。這是黃子明三叔公的照片,25歲便戰死沙場,畢生素未謀面。(圖片提供:黃子明)

照片彷彿是一種命運的預示。長大以後的黃子明,開始擔任攝影記者,一路至今,他也曾經擔任大學講師,國內外多項新聞攝影獎獲獎無數,也受邀舉行攝影展,作品獲國美館、高美館典藏。照片連結了黃子明與大歷史中的芸芸眾生,也為他自己寫下了對世界的註解。

黃子明回憶,在自立早、晚報工作的時候,拍照非常開放,「拍什麼就上什麼,只需要思考這是不是新聞。」黃子明還記得上班沒幾天就遇到總統蔣經國逝世,「每天去忠烈祠守靈,每家報社都分好幾班盯著,隨時都有人來弔唁,印象很深刻。」

再來的立法院,反對黨的聲量開始放大,大院內總是有立委動手動腳,一天到晚打架,「當時自立晚報離立法院又很近,因為是晚報,一天截3次稿,分別是10點半,11點半跟12點半,當時就是拍了回到報社自己沖片,趕上截稿時間,可是也經常沖片沖到一半,被通知立法院打起來了,於是丟下片子請同事幫忙,又趕回立法院拍戲尾。」

黃子明用新聞工作的精神,以影像記錄戰爭世代。(圖片提供:黃子明)

見證時代的轉型

跑了立法院之後,黃子明意識到自己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轉型,開始將自己拍攝的照片記錄,歸檔,也開始思考自己想做的題目,用照片記錄戰爭世代。先是拍跟日本兵有關的題材,後來陸續又拍了台灣参與戰爭的當事人,再擴及到中國抗美援朝戰爭的「義士」。

韓戰開戰,中國送出軍隊「抗美援朝」,這一批中共志願軍軍隊中,有曾經是國民黨後來成為共產黨的軍人,也有原本就是共軍的,被盟軍俘虜之後,囚禁於戰俘營。進入冷戰時期,原本戰俘先被囚禁在韓國釜山,後來移到巨濟島再轉濟州島重新編制。

由於美方與中方都有戰俘,根據日內瓦公約中明定,「交戰停止後,戰俘當毫無拖延地遣返」,換俘是必然結果。但戰俘營內部分成兩派,一派希望被遣返回中國,一派則是去台灣,後來內部發生了「刺青運動」,想去台灣的在手臂上、身上刺字,內容有「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等字眼。最後來台灣的人數大約有1萬4千多名,是回去中國的兩倍多。

命運的安排,身上刻著秋海棠圖騰的中國老兵來到了台灣度過晚年,見證了戰爭的無情。(圖片提供、攝影:黃子明)

戰爭對生命的無情摧殘

黃子明說,這1萬4千多的中共志願軍沒有回到中國,而是選擇去了中華民國的台灣,這在當時讓中國惱羞成怒,「我對這則事件的發展後續很有興趣,以前所謂的反共義士,現在不知道在哪裡?」

1988年,就在一次偶然去當時台北縣採訪,回程走三峽白雞山山麓,中途經過忠義山莊,黃子明看到門口對面有一些老兵,手臂上隱約有刺青,「我心想有可能是,但還是得確認。」黃子明就去拜訪了當時的主任,賓果!徵得同意之後,展開長達數年的拍攝工作;之後還用4X5的老相機去拍攝,並做了口述歷史訪談,希望可以繼續保留那個老兵在台灣生活著的年代。

「你看到很多老兵身上刺有的很小,有的滿滿一大片刺青,原來乖一點的,就幫你刺小一點;那種被迫選擇來台灣的,字就被刺得很大。」黃子明說,「從這些伯伯的口述當中,其實可以知道戰爭對生命的摧殘,人在其中,顯得非常脆弱而渺小,即使是自己的身體自己也不能決定。」 

機緣使然,黃子明得以遇見深山裡的反共義士,並為他們做口述及影像歷史。(圖片提供、攝影:黃子明)

慰安婦議題 見證生命脆弱與強韌

看不出來是62歲的年紀,一派斯文,外表沒有某些攝影記者大哥的人高馬大,但新聞一到眼前,黃子明比別人都奮不顧身,而且勇往直前。最讓黃子明聲名大噪的則是拍攝慰安婦,也是「戰爭世代」的子系列。他以這個主題發表過「日軍性奴隸─台灣慰安婦」、「人、身體、記憶─阿嬤集合」等攝影個展,赴中國、韓國、菲律賓與台灣等地拍攝慰安婦約80人。

1992年,慰安婦議題正式浮上檯面,政府希望慰安婦去婦援會登記,當時社會與道德上的壓力,這些歷經人間煉獄的慰安婦名字不曾公布,當時找不到當事人,婦援會也不公開資訊。

在《阿嬤集合》系列影像中,一張張面具,象徵慰安婦的過往就在面具之下,鮮少被提及。(圖片提供、攝影:黃子明)

直到2000年,黃子明在報社時看到當年的12月有一個針對慰安婦的「女性國際戰爭法庭」(Women's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2000,簡稱「2000東京大審」)活動,黃子明就與婦援會連繫,希望可以自費去觀察。婦援會答應了,黃子明就隨台灣阿嬤來到日本東京靖國神社附近的九段會館,觀察也協助阿嬤們的外出生活。

「在那場晚會的現場,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這些年過7、80歲的老人,多數沒受過良好教育,甚至目不識丁,但來自不同國家的她們,許多人卻可以用流利的日語交談,可以共同吟唱彼此熟悉的歌謠。」黃子明說,當年受日本殖民或佔領統治的歷程,讓她們對加害者多了一份矛盾且複雜的情感,如今也成為她們向日本政府討公道的共同基礎。

來自不同國家的慰安婦可以一起用日文溝通合唱,黃子明拍攝時看見了她們身上對加害者那份矛盾與複雜的情感。(圖片提供、攝影:黃子明)

返台之後,黃子明先選定6名阿嬤作為拍攝對象,3名住在花蓮縣的原住民阿嬤,她們當時都在原住部落附近的日軍營區擔任打掃雜務工作,後來卻被迫充任慰安婦;3名住在新竹縣新埔鎮的客籍阿嬤,她們當年原本應徵食堂服務生及看護助理,而被騙到中國海南島等地成為日軍性奴隸。

痛苦不會隨戰爭結束而結束

「這基本上是台籍慰安婦受害地點的兩種類型,一在本島,一到海外。但不論在本島或海外,也不管受害時間長短或原因為何,痛苦的經驗並未隨著戰爭結束而停止,社會及家庭的壓力,仍如影隨形地跟著她們一輩子,讓她們抬不起頭來,甚且嫌惡自己的身體。」黃子明說。

拍著拍著,內心很有感觸,黃子明說,這些戰爭傷痕,看見人的生命何其脆弱,真的是比螞蟻還不如。比如說,慰安婦之一的「大桃阿嬤」黃阿桃,戰爭中被美軍轟炸機擲下的炸彈碎片炸傷,肚子開了花,腸子通通外露,黃阿桃撐著將自己的器官塞回去,捧著肚子撐到醫務室開刀,後來鏡頭下如麻線縫的傷口像在綁粗繩的東坡肉,她也活了下來。 

身上的刻痕紀錄了戰爭的無情,也看見慰安婦求生存的堅韌意志。(圖片提供、攝影:黃子明)

黃子明說,拍攝過程中最感動的是,因為一群黑暗歷史的見證者、也是受害者願意挺身而出,有人甚至可以拿下面具向世人控訴結構暴力;身上還背負壓力的人,依然可以委身面具之後,等待一個公道,「我作為一個專業影像工作者,有幸能為他們留下記錄。」

在那樣的艱困裡,還能存活下來,黃子明拍的不只是血淋淋的戰火求生錄,鏡頭拍下的是,人的韌性。

從小就喜歡看書,喜歡歷史,拍照也從歷史的觀點去切入,黃子明說他拍外籍移工,不是想拍勞動的身影,「而是因為一開始從台灣的經濟史出發,觀察到中國漁工,曾是台灣漁業主要的勞力來源:後來台灣人去日本打工,去美國打工,變成輸出勞力;現在則是菲律賓、泰國、印尼移工來台,這些變化都有自己內在的脈絡,串起來就可以看見某一段時空下的變遷。」 

黃子明鏡頭下的海上移工。(圖片提供、攝影:黃子明)

客觀角度 為歷史作紀錄

黃子明說,多年來在報社的工作經驗,其實讓自己更加客觀,「也會有新聞求真的精神,不會作假去拍沒有的東西。」黃子明說,其實他能夠真正留下來的,就是這些作品,「也幫這段歷史作出紀錄,以後要找就可以看到。」

黃子明形容自己是個「無趣的人」,他從小喜歡美術,喜歡歷史,也喜歡看書,但父母親擺麵攤賣麵,每天起床之後是先上攤子幫忙之後,才去學校上課,「其實我不只會拍照,我也很會煮麵,那一天不拍照了也可以去賣麵。」黃子明一心想讀師大美術系,學科過了,但術科成績沒過,本來想重考,但因為家裡經濟環境不允許,他最後填了志願上了國立藝專廣電系。

「廣電系也沒有好好念,那時非常喜歡美術,去雕塑系上課兩年多,很多同學都說我是廣電系雕塑組,不務正業。」黃子明求學時打工為高檔外銷服裝作手工畫,退伍後專攻平面及產品設計,接案生活並不穩定,直到一次老闆跑路,案子沒有拿到酬勞,黃子明這才想有一個固定工作,不必為收入提心弔膽。

持續照亮大歷史裡的無名人物

「拍照,其實給自己很大的力量。」黃子明說,看這麼多人生浮沉,參透很多人性,也想得比較開。女兒從小就是亞斯伯格加上注意力不全過動症,他跟太太在女兒四歲就發現,開始了早療的治療,跑了很多醫院,陪伴女兒成長,今年已經考上了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即將成為大一新鮮人。

除了家庭生活就是拍照,或者自己開著車,繼續尋找值得記錄的素材,黃子明彷彿照亮海洋方向的燈塔般,持續回望過去的戰爭傷痕,期盼自己鏡頭下的光與影,繼續照亮大歷史裡面的無名人物,永遠被世人記得。

主題照:影像工作者黃子明拍攝慰安婦系列,記錄下她們在團體心理治療中最想要披白紗,一圓夢想的畫面,透露著戰爭的無情,也寫下人生的無奈。(圖片提供、攝影:黃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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