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悲情與弱勢　蔡定邦用鏡頭翻轉新移民印象

走進河內千年文廟對面的一棟咖啡與藝術空間3樓，展示著台灣新銳攝影師蔡定邦的個人作品展。最前方左手邊放著一本頗有年代的婚紗相冊，一位荳蔻年華的少女，身披白紗青澀的笑著。

抬頭環顧這場名為「張姐」（Ms. Trang）的攝影展。牆上照片記錄的主角，有時充滿中年韻味與男友相依靠，有時又猶如商場女強人般霸氣地長袖善舞。

一位正在看展的民眾指著其中一張「張姐」被三、四人簇擁，有人幫她撐傘、有人攙扶她走下山坡的照片，問道：「這位女士很有名嗎？」

加上婚紗照中純真無瑕的新嫁娘，彷彿有三種不同面孔的女性，是同一人嗎？又，一位26歲的台灣攝影師，為何開始記錄起「張姐」的親密日常，甚至跑來越南開個展？

蔡定邦生父台灣人，母親越南人。這位只有國小學歷的「新二代」，靠著自學與天賦，斬獲巴黎、瑞典、新加坡、香港與台灣等地的重量級攝影獎。

「張姐」攝影展是作品「絨邦」的延續與開展，以兒子角色重新理解母親，低訴母親的越南女性移民生命史，以私攝影手法梳理自己與母親的關係，以及母親的想望和情感 — 「張姐」就是蔡定邦的母親。

當所謂的「新移民」擁有了經濟權力，在家庭裡也就有了話語權。蔡定邦母親與她男友的角色變成了「男主內、女主外」。他表示，想翻轉對新住民的單一觀點、解構外界的刻板印象。（照片提供：蔡定邦）

「外籍配偶」奮鬥一生　為越南發展史縮影

張姐一生有如越南發展史的縮影。她出生於1976年，越戰結束後一年，家中極度貧困。年輕時為了更好的未來，她嫁至台灣，成為當時所稱的「外籍新娘」。接著她與第一任丈夫離婚，蔡定邦跟著父親回鄉生活，家人為了讓他斷了對母親的思念，便牽拖「越南人本來賺到錢就會跑」。

蔡定邦在訪問中表示，過去台灣社會對於嫁過來的外籍配偶，普遍存在著刻板印象，認為她們都「很可憐」、「被壓迫」。她母親於1996年嫁到台灣，當時確實也遇到了大家所熟知的歧視困境。

直到他12歲生父過世，回到母親與第二任家暴男友的身邊。重拾母愛，卻生活在暴力與討債陰影下，母子隨後逃回越南。蔡定邦說，母親未能「衣錦還鄉」，成了「失敗者」受親友冷眼。為東山再起，她請外婆與親戚溝通。未料不久後，外婆突然中風過世，張姐因此受到全家族指責。

為證明自己，張姐又把蔡定邦留在越南，再回台灣打工，拼命賺錢。「媽媽一直以來，都有一股強烈的慾望，想要向家人證明自己，外婆過世之後更是如此。我覺得越南女性普遍有一種對家庭負責的強烈責任感」，蔡定邦說。

直到2018年美中貿易開打前後，世界將目光轉向越南，稱其為「新興經濟重鎮」、「下一個東南亞四小龍」或「世界工廠」等。越南飛速成長，張姐返國，投資房地產賺了錢。藉華語優勢，一下從原本被壓迫的角色，搖身一變成了大家羨慕的「包租婆」。

蔡定邦在河內的「張姐」攝影展。由於部分照片男性上半身赤裸，被規定不得直接展出。民眾必須翻開白紙才能看到照片，意外成為一種有趣的互動。（攝影：曾婷瑄）

從依賴到理解　濾鏡背後的母親

「張姐」，就是來自於中國生意夥伴對母親的稱呼 — 「看看咱們張姐的實力啊！」蔡定邦不太喜歡這個的稱呼，這與他小時候印象中溫柔慈母，實在天差地別。

當她擁有了經濟權力，在家庭裡也就有了話語權。現在在他們家裡，母親與她男友的角色變成了「男主內、女主外」。

蔡定邦說，他一開始想要記錄的，就是這個轉變。「我想去翻轉大家過去對外籍配偶總是『既可憐、又被動』的單一印象。因為媽媽現在的形象，和大家的刻板印象完全是反過來的，而這剛好也與越南的經濟流動有很大關係。我覺得媽媽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就像是一個小小的經濟縮影」。

母親形象從一位形影不離的典型「慈母」，到現在很有距離感、心思不斷向外發展的商人。他後來發現，其實是想透過攝影，去尋找那個「消失的母愛」，去理解母親在不斷流動與重組的過程中，其意象究竟變成什麼。

而在拍攝過程中，他也逐漸看見「消失的母愛」以不同的形式出現。

「母親給予越來越多的信任，去支持並成就我的創作；甚至在知道我能以此養活自己、闖出名堂後，下意識地當起了鏡頭前的『演員』，刻意多做一些具戲劇張力的姿態讓我拍。在那種很細微的互動中，我感受到她是在用這種方式傳遞母愛 — 她努力去配合我的創作」，蔡定邦笑著說，「但我還是希望她能自然一點啦」。

 從隱身到發話　新二代翻轉移民敘事

過去曾經「被擔心」、「被貼標籤」的新住民第二代如今已到了走出大學、走進社會的年紀。他們開始用不同創作方式，如紀錄片、學術研究、文化推廣、家族史、戲劇、音樂的媒介，告別過去社會強加的隱形標籤，回頭凝視母親的跨國生命史，並重新梳理母子/母女關係。

他們拿起筆桿、拿起鏡頭或麥克風，將母親去標籤化，不只看見「母親」這個角色，而是看見她身為「獨立女性」的生命史。

這群「新二代」創作者們開始追問：媽媽在越南/印尼/泰國/中國時的少女時代是什麼樣子？她是在什麼樣的期待下坐上飛機的？透過創作，他們補齊了母親來台前那段「空白的過去」，從「要求母親配合台灣」轉化為「同理一個20歲異鄉女性的孤獨與勇敢」。

話語權因此翻轉。過去他們總是被再現的「弱者」——不是悲情、弱勢、需被社會救助，就是刻苦耐勞、逆來順受。他們在主流敘事中「失語」，只能被他人定義。

然而新二代帶著多元、深刻且充滿動能的創作與調查，進入大眾視野。他們主動站上舞台，成為歷史的記錄者與發話者。

就像蔡定邦所說：「我拿起鏡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去『翻轉』這種單一觀點。我不想讓大家覺得新住民家庭就只能是那個被壓迫、被歧視的悲慘樣貌。我想呈現的是一個活生生、有張力、甚至有時候很強勢的『張姐』，去解構那些外界套在我們身上的刻板印象。」

從「隱身」到「跨文化敘事發話者」，台灣新二代也不再被迫二選一，而是「全都要」，展現文化雜糅（Hybridity）的自信，彷彿告訴社會：「我們不需要被可憐，我們的多元文化背景，本身就是極具力量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