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少年》集結《報導者》深入採訪的專題，以文字與影像直面高風險家庭少年的人生現場，從勞動剝削、性暴力、教育失落、犯罪吸納到代際創傷的循環，這群少年在破碎的家庭與失能的制度間長大，努力尋找活下去的力量與尊嚴。本書引領我們凝視苦難，並進一步追問：當社福、教育與勞動體系層層失靈，如何接住這群社會邊緣的孩子？八年後，《報導者》重新回望少年的生命軌跡，追問曾經的傷痕是否被修補、廢墟是否終於迎來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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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裂縫之光紀念版】
小誠（化名）是個身材魁梧的男孩子，今年高二，身高逼近一百八十公分，笑起來很靦腆，但他身上卻背負著不同於這個笑容的悲哀和屈辱。
在熙來攘往的便利商店，他勉強將自己塞在圓板凳上，弓著背且心不在焉地拗著手指，眼神始終避免與我接觸。此時，商店裡播放著Alan Walker 迷幻的電子舞曲，我們之間的氣氛卻跟墳墓一樣死寂。在很久的沉默後，他突然說：「小六那年我在安置機構的時候，有國三的大哥哥逼我幫他口交。」
那是平淡到幾乎不被記憶的一天，小誠吃過早飯後，跟往常一樣到指定的區域打掃，一位國三的哥哥走過來，噌的一聲，脫下褲子，開口就要小誠幫他口交。他嚇了一跳轉身想逃，國三生一個箭步把他抓回來揍了一頓，惡狠狠地瞪著他說：「你再不做就試試看。」
小誠被要脅的地點與手段愈來愈隨機，廁所、浴室，甚至緊鄰生輔老師房間的寢室裡都曾發生過。某天夜裡，小誠在半夢半醒間，清楚感受到有個男人爬上他的身體，他的雙手雙腳都被壓住，內心恐懼卻喊不出聲，只能死命地扭動身體，祈禱床板發出的咯吱聲能吵醒在另一個房間熟睡的老師。
「你怎麼不呼救呢？」我忍不住問。
在很久很久的沉默以後。
「因為害怕被揍，」他的頭垂得更低，用僅存的力氣擠出下一句話：「我真的很害怕再受到傷害了。」
小誠說他念幼稚園時很愛哭，每次只要一哭，爸爸就會拿衣架、藤條抽打，小誠經常被打到縮在牆角。等到上小學時，他學會在爸爸打得接近失控時，趁隙逃出家裡，通常是往家裡的後山跑，躲在不起眼的小廟裡，一邊哭一邊等著父親睡著，再躡手躡腳地回家。
小四那年，挨過一個被打且筋疲力竭的夜晚，他上學遲到了。當他跑到學校時，操場正在舉行升旗典禮，他停下腳步，站在某個班級前跟著唱完國歌。典禮結束後，那個班級傳出竊案，訓導主任馬上把小誠叫到辦公室，要他交代偷了什麼，「我沒有偷東西。」
小誠說完，「啪」的一聲，一個肥厚的巴掌打在他後腦杓，他重心不穩，跌坐在地。
從那天起，小誠開始逃學。他每天比媽媽早一小時出門，拿著午餐錢去網咖玩一整天遊戲，肚子餓時，就溜進便利商店偷餅乾和飲料。可惜手法拙劣，屢次被逮送進警局，最後，社會局社工認為小誠的家庭功能不彰，將他送進兒少安置機構。就像描述少年坎坷的經典電影《四百擊》，小誠和裡頭的主角安瑞一樣，從學校逃學一路墜往感化院 。小誠同樣無力中止他往下掉落的人生。
安置機構是國家用來接住他們下墜人生的最後防線。官方用語是「安置機構」，但更常被使用的稱呼是「育幼院」、「兒少家園」或「中途之家」等，當社工發現孩子失依、受虐或遭性侵，且經評估家庭照顧功能薄弱時，就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簡稱《兒少權法》）將孩子安置到兒少機構。
從一九九○年代開始，政府在落實兒少保護的同時，也不斷擴張兒少安置的範圍，從早期收容孤兒延伸為安置受性侵、虐待或從事性交易的少男少女。一九九七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將非行少年的處遇方式增加「安置輔導」一項，犯行輕微且經評估家庭功能不彰者，同樣會被送進兒少安置機構。
時至今日，臺灣提供的兒少照顧體系，卻有點像是被植入病毒的電腦系統，屢傳當機，只是沒人知道何時會瞬間崩潰。
二○一七年三月，南投某安置機構爆發院童集體性侵事件，案發時未滿十四歲的少年曾先後替同院至少四名安置少年口交或肛交，最終因該名少年罹患性病，此事才意外揭露，而檢警循線調查後發現，該機構至少還有八名性侵加害人與被害人。
曾任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副廳長、現任臺北地方法院法官蔡坤湖直言：「這絕對不是個案。」從他十五年少年庭法官的審判經驗裡，估計至少兩成的安置機構都發生過類似的性侵案件。
一個最令人難以面對的矛盾是，原本保護兒少的安置機構，卻成為性侵或霸凌少年的所在，而且，安置機構內發生性侵案件的比率遠高過社會一般的發生率。
根據我們透過立法委員向衛福部保護服務司拿到的統計資料，二○一六年兒少安置而全臺兒少安置機構不過才一百二十一間，顯然有安置機構發生了不只一次的性侵案件。但性侵已被證實是所有刑事犯罪案件中黑數最高的一種。國內犯罪學者曾估算，實際性侵害案件數是通報量的七到十倍。即便如此，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仍認為這個比例被嚴重低估了，因為「這是機構裡最不能說的祕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