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真事改編之《暗夜的螃蟹》，用女孩童真的視角，述說家庭因政治肅清而破碎，母親痛苦不已、打算帶子女自盡的過程。透過小小螃蟹，一心尋死的母親，領悟到在最絕望之際，生命仍有其他可能。衷心希望讀者看完這本書，不要忘記生命的黑暗與光明，不要忘記。
文章節錄
《暗夜的螃蟹》
序
暗夜的螃蟹：將恐怖轉換成生命
2016年我指導演出《華沙的存活者》；我的工作是指導一位演員（蔡柏璋）的朗誦如何與音樂同步進行。這部荀白克的說唱音樂劇（Melodrama）是驚人的醜陋並充滿表情的，一部由旁白、男聲合唱團與交響樂團齊聲吟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來自華沙貧民區一位存活者的記憶之清唱劇。假如你看過史蒂芬．史匹柏的好萊塢戰爭片和有關大屠殺的媚俗電影，荀白克音樂的殘暴更是一記當頭棒喝。荀白克在1934年移民到美國，這作品則寫於1947年，即是戰爭結束後的兩年（也正巧是台灣爆發228事件的那一年）。當時的歐洲被戰爭摧毀了，然而在有些藝術家手中，仍以意志、精力和熟巧，將混亂轉換成意義存活下來。
小時候我一定有接觸到這些：不只音樂，小說、戲劇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之再敘述等，雖然我是在這惡夢結束後十年才出生的。我得自問，自問有關台灣創傷二二八事件和大屠殺延續下來的生命藝術在那裡？我們有博物館，我們有文物，我們有故事，然而藝術的大主體在那裡？為什麼我們需要它？將過去的惡夢挖出是智舉嗎？還是讓它們沉睡？
惡魔是永不沉睡的，它們追捕夢境，而且它們將醒來，突然又長出新生代的惡魔，然而它們似乎不喜歡白晝。假使我們注視並將它們轉換成新的生命形式，或許它們將停止追捕我們；這就是藝術的轉換能力，能將混亂轉成形態，將恐怖變成生命。藝術的作用不是將攻擊者描繪成鬼怪或是將被害者變成英雄，如此之意圖將導致俗媚與陳腔濫調，會導致如我們在社會現實主義、納粹藝術或好萊塢影片中所看見的內容。藝術的用意並非教育（當然那也可能是一種「併發症」），但藝術並沒有任何意圖，然而藝術能將混亂轉換成生命。
在此，我試著用《暗夜的螃蟹》實驗如何將台灣228事件轉變成非矯飾的藝術。228事件有許多故事，其中一個讓我愴然的是有關一位女兒在六十年後才收到過世父親寫給她的信——父親被槍斃前，他曉得懷孕的太太正要分娩臨盆，所以寫了一封《給未出生女兒的信》。這或許會是個吸引人的故事，然而如何將六十年的靜默表現於聲響中？我需要一個比較戲劇性的故事，所以選擇了有關一個倖存的女兒回憶起她的母親在曉得丈夫被槍斃之後，企圖帶小孩自殺的故事。這位母親原本要帶著孩子們投海自盡，但當她的小兒子在海邊看到一隻螃蟹並想帶回家養時，母親突然清醒，放棄了計畫；這家人，被一隻螃蟹救活了。
我將故事再虛構了些，以求得更多的戲劇性，也因此能被朗誦並待服於音樂成為一種基礎。我加進了在沙丘發現屍體的恐怖一幕，而我也讓母親真的走進海中，就在她放棄自殺企圖之前一刻。音樂的靈感來自舒曼、李斯特、荀白克的說唱音樂劇。我創作了主導動機，為了聯想角色與情境，包含：螃蟹的動機、家裡的動機、木屐的動機，喪鐘的動機，還有一種謀殺似的拖曳動作的動機。我嘗試密集這些動機於一種形式，稍微比「絕對音樂」鬆散些，但絕對比只為戲劇演奏的配樂更加緊固。
旁白與音樂以相同的姿態連結；為了加強效果，我將一起演出旁白並彈奏：鋼琴家是旁白者，最終之言當然是屬於螃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