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不是病》從柏拉圖的洞穴寓言開始，挑戰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光明隱喻」：光明總被視為真理、健康與救贖，黑暗則被看作無知、病態與失敗。作者瑪莉安娜邀請我們不要急著逃離洞穴，而是學習在黑暗中視物。她以六位親近黑暗的思想家為嚮導，重讀憤怒、悲傷、哀痛、憂鬱與焦慮，既不否認這些情緒造成的痛苦，也不把受苦浪漫化，她想提醒我們的是：停止羞辱黑暗吧。有些真相不能在陽光下看見；有些自我，必須等眼睛適應黑暗後，才會慢慢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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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不是病：黑暗情緒哲學》
【第五章】學會焦慮
二○○九年，焦慮取代憂鬱成為美國大學生的頭號問題。自那時起，我在大學任教十多年的經驗，只見這些年輕人的焦慮問題愈來愈嚴重。 過去，四十人的班上通常會有一兩名學生在課堂中途消失，然後在晤談時間來找我，告訴我他們飽受焦慮所苦。但過去五年來，甚至早在新冠疫情帶來壓力之前，就常有好幾位學生在七十五分鐘的課堂裡數度離開教室。我起初很不安，以為他們離開是受不了我的課；接著，我的自尊心又搬出「螢幕看太多以致專注力縮短」這種老套說法，來反駁這個念頭。後來我才慢慢明白，推著許多學生逃離課堂的，其實是焦慮。我收到的電郵，以及和學生面對面晤談社交焦慮與個人焦慮的次數，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有些學生告訴我，他們正在接受心理治療或服藥；有些學生已向「學生無障礙支援服務」（Student Accessibility Services）提出申請，並獲准正式的學習調整；還有一些學生則是直到現在才開始為他們六歲起就有的感受命名。「只要我感覺到別人在看我，我就沒辦法看著對方」、「我只要坐在教室裡就會焦慮發作」、「我好希望自己能隱形」。有些學生請我幫忙約學校輔導中心的諮商，結果卻焦慮到無法赴約。由於相同情況一再發生，我不得不問：為什麼大學生的焦慮愈來愈嚴重？還有：哲學能幫上忙嗎？
像伊娃這樣的學生確實有理由焦慮。她主修哲學，臉上總掛著若有似無的微笑，彷彿隨時都快冒出一個絕妙點子。自一九六六年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高塔槍擊案以來，校園槍擊就一直是真實存在的威脅；而奧斯汀位於我任教的大河谷分校北方，車程約五小時。那是美國校園發生的首起大規模槍擊案，伊娃當時都還沒出生。接下來五十年，美國又發生了八起校園槍擊案。伊娃十歲那年，我們一覺醒來，迎面而來的是房市危機與股市崩盤；相關消息徹底打亂了大人與孩子的生活。伊娃十七歲時，川普當選總統。步入成年之際的她，不論政治立場如何，都不斷接受到來自川普或針對川普的仇恨言論。到了二○二○年，換成是新冠肺炎讓伊娃感到焦慮。每次媽媽、爸爸、阿嬤（abuela）或阿姨（tía）出門，她都提心吊膽，祈禱不要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由於伊娃的父母被列為必要工作者，她某天早上醒來，便突然成了兩個年幼手足的主要照顧者；他們被隔離在家，不知還要多久才能結束遠距上學。伊娃沒有意識到的是，校內有數千名學生和她經歷相似，和她面對著同樣的存在困境。
當同一班有十名學生一個接一個走進我辦公室，告訴我自己飽受焦慮所苦時，我猛然察覺他們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的焦慮是不尋常的。他們不知道，昨天才對我說過同樣話的人，此刻就坐在他們旁邊。由於不能洩漏隱私，我決定在課堂上談論焦慮這個主題，好讓學生明白它有多普遍。幸好，在存在主義課程裡，討論黑暗情緒的機會比比皆是。我心想，要是學生知道彼此也有類似經歷，他們或許就不會那麼孤單，甚至可能不再那麼覺得自己壞掉了。
有一天，我們在課堂上討論丹麥哲學家齊克果對焦慮（即本章主題）的看法，伊娃開口了。雖然她之前上過我的課，但還是很難在課堂上開口。她低著頭，偶爾抬眼看我，述說自己如何與社交焦慮搏鬥。她將之前私下告訴我的事講給了全班同學聽：來上課對她來說很困難。輔修哲學、愛穿條紋襯衫、還自稱「怪胎」的大二學生山繆點頭附和。他坦言自己最近為了上課曾開車到學校，卻發現自己根本下不了車。班上更多人點頭了。這招似乎真的管用──至少對那天開車來學校並成功撐到坐進教室座位的同學來說是如此。我很感謝他們願意袒露自己的脆弱，也慶幸不再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他們之中有那麼多人正承受著類似的痛苦。
這些談話中有一點是我始料未及的，那就是這群學生還有另一個共同點：他們不只感到焦慮，也感到羞愧。他們不只感覺糟糕，還會因為自己感覺糟糕而更加痛苦，一心只希望自己能像個正常人。我不由得想問：校園裡四處可見、倡導精神疾病去汙名化的海報，難道沒有發揮作用嗎？既然焦慮如此普遍，我的學生為何仍對自己的焦慮感到如此羞愧？我忽然意識到，社會如何談論焦慮，可能正在讓大學生（以及我們所有人）感覺更糟，而不是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