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於珍．柏金在飛機暈機袋上的隨手一畫，「柏金包」就此靈感來設計、一炮而紅成為愛馬仕的奢侈精品。她的人生故事如同柏金包的誕生過程，如此率性不羈又包容萬物。柏金留給世人最珍貴的遺澤，並不只有以她為名的奢華包款。身處在過度濾鏡、追求完美人設與標籤氾濫的時代，她以毫不矯飾的真實與自由，示範了如何抗衡他人目光、擺脫外界定義，真誠坦率地活出屬於自己的自在風格與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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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金：我的名字，就是時尚──愛馬仕柏金包靈魂人物Jane Birkin的自由與反叛》
當《箱子》在二○○七年上映時，珍柏金告訴《Vogue》雜誌：「我並不是說我能永遠當個少女，不過我老去的方式帶有某種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那種乾瘦、骨感的味道。」
珍柏金認為所有女人在四十歲左右時看起來最美，她在二○二○年，也就是七十歲出頭時這麼說：「我發現這是一個如花朵般綻放的年紀。美的地方在於，她們把什麼拋在腦後，又有什麼即將到來，那是一種從青春期過渡到中年的脆弱感。」四十歲那年，她在巴塔克蘭音樂廳完成了現場演唱的初登臺，當時她穿著一件agnès b.的男裝襯衫和寬鬆的大褲子。她認為她的穿衣方式對中年及中年後的女性來說，是一套絕對舒適的制服，甚至非常時髦。但並非所有人都這麼想。
她每年通常會找她在愛馬仕的銷售專員麥可．科斯特（Michael Coste）買記事本或禮物，對方在她這個時期總是力勸她，至少去女裝區試穿一件大衣或洋裝。她總是翻個白眼；她再也不想穿得像個女人了，她甚至不確定自己是否還那麼在乎時尚。她喜歡這種硬挺的男裝與年邁女性脆弱感之間的強烈對比。她說：「當我看到自己一九六八年的照片時，那雙畫著粗黑眼線的洋娃娃大眼、誇張的嘴唇和瀏海，我覺得那真是太可怕了……就像化妝一樣，到了一定年紀，別再玩假睫毛了，否則那畫面會變得相當嚇人。」
香奈兒（Coco Chanel）據說曾說過：「到了人生的某個階段，妳就會擁有妳應得的面貌。」隨著年歲增長，柏金決定放棄醫美療程，選擇擁抱一張抽過菸、曬過太陽且盡情享受過人生的女人臉龐，她只偶爾在額頭注射一點肉毒桿菌來撫平皺紋。（她不喜歡自己皺眉的樣子。）
她非常明確的抗拒，以幾乎帶有反資本主義色彩的方式反抗性別規範。她過去常在公開場合說，最好的拉皮手術就是微笑。但私底下，她會問朋友自己是否該去做眼部拉提，或是處理下半張臉的鬆弛問題。她告訴女兒夏綠蒂：「我的嘴唇像爸爸一樣扁平。昨天一位醫生對我說：『如果妳不處理一下，妳的嘴唇會完全消失。』」她總是保持著幽默感，但她其實是把幽默當作一種武器，用來逃避自己在公眾目光下老去的真實感受與內心衝突。
珍柏金的女兒露．杜瓦隆身兼歌手與創作人，曾經有次她們一起在公車站時，有人走到露面前說：「天啊，我好喜歡妳寫的作品。」「然後他們看著我說：『你還是一如既往地漂亮。』我心想：『噢，真希望他們誇獎的是我的作品。』」這種將「美貌」與「智慧」二分法的陳舊觀念，對柏金這樣兩者兼備的女性來說尤其不公平。
柏金在訪談中曾討論過，作為母親的人，如何將對美貌與衰老的可怕感受傳遞給下一代。「有一天我母親對我說：『我照了照鏡子，然後對自己說，沒了，一切都結束了。』我問她：『什麼沒了？』『唉，我的美貌啊！』這番話惹惱了我，我心想：我的天，一個老太太還這麼渴望漂亮，這自尊心也太強了吧，」她說。「然後，有一天，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我在鏡子裡認不出自己了。如今我幾乎能完全理解我母親，我覺得我變成了她。」
在另一個故事中，她甚至說得更深入：「最近我對我女兒露．杜瓦隆說：『沒了。』她問：『什麼沒了，媽？』我說：『我的美貌。』這就像妳有一天醒來，突然發現外表和內在已經不再一致了。從那之後，我稍微調整了我的想法。我現在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幽默感。謝天謝地，我的女兒也有這個特質。」
柏金知道自己長了皺紋和老人斑，也不再擁有二十一歲時的體態。她不打算透過醫美手術來改變這一切，但要與自己真實的肉身達成和解，絕非易事。隨著年紀增長，她與自己身體和臉龐的關係，同時呼應了她對自己的高標準，以及她渴望取悅他人的需求。她害怕自己的外貌會讓人失望，她甚至用「粗壯」和「發福」來形容自己。她談論自己外貌的遣詞用字已經超越了自嘲的程度，甚至極度嚴苛。她說：「我試著告訴自己我不在乎，因為有那麼多我深愛的女人，她們的臉看起來就像大象的膝蓋一樣。我原以為我會習慣滿臉皺紋的樣子。」感覺自己很漂亮，是一件很難保持的事；而要維持「專業上的漂亮」，更是難上加難。
當柏金七十歲中旬時，夏綠蒂．甘斯柏問她，到了什麼時候她才會停止在乎自己的外表，或者是否已經停止。柏金對二女兒的回答是，她認為自己已經到了那個階段。她想把家裡的鏡子都拆掉，不再去想自己看起來是什麼樣子，並把時間拿去做其他事情。以一種不受期待束縛的姿態，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