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洗照片養大的女兒，竟對爸媽做了一輩子的工作一無所知？台北文學年金大奬得主廖瞇最新力作，記錄爸媽胼手胝足歷程，與三叔公李鳴鵰際遇，映照台灣照相沖印產業興衰史。
一九七○年代，小廖與阿美在菱天相識、相戀、成家，隨後以習得的沖印技術，闖南走北，一路拚搏，養活一雙兒女。廖瞇以情感內蘊的筆調，追索他們的彩色沖印歷程，並上溯至創立三上沖印王國的攝影家三叔公李鳴鵰。不僅勾勒出滿載著無數人共同記憶的台灣沖印產業興衰史，更寫出庶民的聲音，刻劃自身的歷史。
內容節錄
《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
西門町的小廖，羅東的阿美
問媽媽寫到她，要叫她什麼呢？阿美好了，「阿bí。」台語發音。阿美，一九五三年生，「小時候大家都叫我阿美。」家裡有五個小孩，她是中間那一個，「連我弟都叫我阿美。」阿美出生在宜蘭羅東，小時習舞，獲獎無數，這是後來我看照片才知道的，如果沒有照片，我大概不會相信媽媽以前跳舞。
「我跳舞很認真啊，常常跳主角。」阿美說。認真就可以跳到主角？我還以為跳舞比較看天分。我看著媽媽跳舞時的裝扮，「這是跳民俗舞蹈嗎？」「可以這樣講吧。」阿美說。
家裡的阿美相本，有小時候的，上台北讀書工作的。小時照片都是黑白照，尺寸不一，不像後來彩色沖印時期都是三乘五或四乘六那樣整齊。阿美真的很會整理東西，想想她小時住羅東，大學上台北，後來跟我爸結婚，搬到高雄，生我時回台北，沒多久去羅東，之後又下高雄工作，再跟著我爸去台南種菇，最後搬回高雄。這樣前前後後奔奔波波，她小時候的照片都還留得好好的，不僅還在，且全數整理到精裝大相本裡。
而小廖幾乎沒有小時照片。我爸說可以叫他「小廖」，「我們家四個男生嘛，我最小，大家就叫我小廖。」小廖，一九五○年生，老家在台北西門町，近今日紅樓。原本以為小廖有個開設照相材料行的三叔李鳴鵰，洗照片容易也便宜，他的照片應該不少，但並沒有。
從前對小廖的想像是：因為喜歡拍照，所以走上沖洗照片這途。結果小廖說，他去三叔的公司上班之前，沒有拿過相機，他是先學會了沖洗照片，才開始拍照。原來小廖跟李鳴鵰一樣，李鳴鵰是先學會了修片，開始賺錢存到錢之後，才為自己買了台雙眼相機。
「以前相機很貴啊。」小廖說他第一台相機也是雙眼，一台三千多，牌子忘了。一九七○年代的三千多，大約是小廖一個月的薪水。單眼相機就更貴了，他的第一台單眼是奇農（Chinon），一台要一萬多塊錢。
不是因為喜歡拍照，才去學沖洗，而是先學會了沖洗，對拍照有了一點興趣，有經濟能力後才買相機來拍。但也不是接觸沖洗這行的人，都會對拍照感興趣。像阿美，印象中沒看過她拍照，阿美雖然洗了一輩子的照片，但她會使用單眼相機嗎？我以為阿美不會，結果一問，阿美說，有學過，但不熟練。我太小看阿美了，畢竟阿美年輕時還沒有傻瓜相機，想拍照只能用單眼。既然都在沖印公司工作了，就算平常沒拿相機，但對相機的基本概念還是有的，我怎麼會覺得阿美不會用單眼相機呢？
阿美去沖印公司上班前，打過許多工。她大學讀夜間部，白天工作，晚上讀書。阿美跟同鄉的國中同學在外租屋，房間很小，是房間裡的房間，要爬木梯子上去，「我才一百五十五公分，但上去之後也只能彎腰，不然會頂到天花板。」阿美說的時候，一種媽媽以前好辛苦你知道嗎的感覺，學費生活費都要自己來，只能住在連腰都站不直的閣樓。
一九七二年，政府推動「客廳即工廠」政策，阿美和幾個蘭陽女中畢業的同學，也做過這種家庭代工，「做清潔液分裝，大家在業主的一間空房，把一大桶成品分裝成小瓶小瓶。工作很單調，但一起打工聊天很有趣。」後來外公幫忙牽線，阿美到貿易公司當小妹，可是主管會毛手毛腳，阿美又不敢講，「做了一陣子之後，我說做不習慣，你阿公就再幫我問別的工作，最後到菱天上班。」
菱天，就是三叔公李鳴鵰的沖印公司。安排媽媽到菱天上班的，是五叔公廖名雁。五叔公跟外公是師專同學。
廖名雁，一九二六年生。師專畢業後當小學老師，兩年後被派到台北市教育局做教育行政。過沒多久，李鳴鵰對廖名雁說，「你做公務員賺不到錢啦，賺不到錢賺不到吃，我這裡需要人，你來我這裡。」當時李鳴鵰正開始跟日本三菱（Mitsubishi）做生意，他希望廖名雁去日本受訓，回來幫他。
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廖名雁，日語說得比國語好。我看「臺灣傑出攝影家紀錄片—李鳴鵰」，聽著這個未曾謀面的五叔公說話，他說的是國語，但聽得出那個口音，平常應該是說台語。他講話講一講，有時會說，「那個國語怎麼講……」五叔公說話的聲音、速度、氣質，都跟外公好像。那個年代受日本師範教育的人，是不是都有一種溫儒的氣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