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天性》結合神經科學與社會心理學研究人類行為，有了驚人發現，除了金錢或其他外在激勵之外，我們天生更渴望與他人連結，且終生受此動機驅動。書中將詳述社交天性的三大適應，了解這些心理機制如何驅動我們的行為、理解他人的思想，對於改善個人與團體生活至關重要。如果對社交天性有更精準的理解，將可大大改善我們的生活與社交幸福感！
文章節錄
《社交天性》
為什麼一段關係讓你享受多年的幸福，卻在關係結束時，或摯愛之人過世後，令人痛不欲生？當我們失去摯愛之人時，大腦讓我們感到巨大的痛苦，大腦為什麼會被如此建造？我們感受那種痛苦的能力，有可能是神經構造的設計瑕疵嗎？
過去十年，我和妻子的研究顯示，這種反應絕非偶然，而且對我們的生存具有深遠的重要性。我們的大腦演化到後來，對於危及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ion）的威脅，其感受就像遭受生理痛苦一樣。藉由啟動感受生理痛苦的大腦神經迴路，社會痛苦（social pain）的體驗促使我們將幼童帶在父母身邊，確保他們的生存。社會痛苦與生理痛苦之間的神經連結，也確定了人類需要維持社會聯繫的終身需求，如同食物與保暖不可或缺。
既然大腦對社會痛苦與生理痛苦一視同仁，那麼，整個社會對待社會痛苦的方法是否應該與現在不同嗎？因為我們可不會指望哪個斷腿的人「熬過去就好了」。但是，說到社交失落帶來的痛苦，這卻是常見的反應。從我和其他夥伴用fMRI做的研究顯示，我們對社會痛苦的感受與對自己的認識並不一致。我們本能地認為社會痛苦與生理痛苦是迥異的感受，但大腦對待兩者的方式卻顯示兩者的相似性超乎我們想像。
本書將著重在大腦的三個主要適應（adaptation），這三個適應引導我們與人際社會更緊密連結，也更能利用社會連結建立更團結的團體和組織。社會痛苦與生理痛苦重疊的神經部分就是第一個適應，這一點確保我們終生都會受社會連結（connection）的本能動機所驅動。
一群人的笑聲，扭轉了總統大選的結果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和他的競爭對手前副總統孟岱爾（Walter Mondale），舉辦了第二場總統選戰全國電視轉播辯論。雷根總統依然頗受歡迎，但他的支持度卻因為選民對他的年齡有疑慮，而有下滑趨勢。雷根總統在三個星期前的第一場辯論會中，表現欠佳，引發外界對他心智健康的質疑。如果當選連任，雷根將成為美國史上年紀最大的在任總統（辯論當時，他七十三歲）。然而，雷根在最後這場辯論的表現，經常被認為是該次選舉的轉捩點，得以鞏固雷根的支持度，並造就史上最大一次的壓倒性勝選。
雷根如何證明自己依舊能游刃有餘地施展才能？就當前的議題表現他的博學多才？展現自己的優勢，例如在外交政策或稅法等議題，猛烈攻擊孟岱爾？沒有。讓雷根贏得勝利的，是他把握時機展現詼諧幽默。雷根鎮定自若地拋出一連串預先構思的俏皮話，奪回氣勢之後便不曾回落。當主持人問他，年齡對選戰是否構成問題，他做出了聞名的機智反擊。雷根所廣為人知的回答是，「我不會把年齡當作這次選戰的議題。我不會為了政治目的，而拿對手的年輕、沒經驗大作文章。」當時五十六歲的孟岱爾根本不是毛頭小子，後來他表示，在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輸了這場選戰。
那一晚，將近七千萬美國人觀看辯論，結束時他們深信雷根的魅力猶在。他們對雷根總統可能馬失前蹄的所有憂慮都已經緩解。但是，那一晚全國上下是如何達成這樣的結論，結果卻相當出人意料。雷根本人並沒有改變我們對他的想法。而是現場觀眾當中的幾百個人改變了我們的想法。是他們透過電波傳送的笑聲，翻轉了我們對雷根的看法。
心理學家史帝夫．費恩（Steve Fein）找來一群沒看過這場辯論的人，從兩種方式中選一種觀看辯論錄影。第一組人看到的是辯論的剪輯片段，以及電視現場轉播時的觀眾反應；第二組人看到的辯論片段，則聽不見觀眾的反應。兩種情況下，觀眾聽到的總統說詞都一樣。聽到觀眾笑聲的人，給雷根的評分高於孟岱爾。然而，聽不到笑聲的人反應卻大不相同；這些人始終認為副總統孟岱爾肯定勝出。換句話說，我們覺得雷根風趣並非因為他風趣。我們認為雷根風趣，是因為觀眾當中一小撮陌生人覺得雷根風趣。我們受到了不含惡意的社會暗示（social cue）影響。
想像自己在觀看辯論（或者你真的看過）。你想得到觀眾的笑聲能影響你對候選人的評價嗎？現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辯論畫面下方會列出圖表，即時顯示少數人對候選人的反應，你會受影響嗎？那會左右你的選票嗎？我懷疑多數人都會說，「不會。」「對於國家總統該由誰來擔任的決定，我們可能因為少數觀眾的反應而改變。」這種說法違反我們的人性理論、「我們是誰」的見解。我們喜歡把自己想成思想獨立，對這類影響免疫的人。但我們可能錯了。每一天，身邊的人都在以我們毫無察覺、意想不到的無數方式影響著我們。倘若真是如此，為什麼我們的大腦會被設計成這樣，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根本不認識的人影響？
我們的大腦灰質竟急於單憑觀眾反應認識雷根！在嚴厲批判這是容易受騙的反應之前，我們暫且先來了解，要解讀別人的心思，根據他們的言行洞悉性格，究竟有多困難。所謂的思想、感覺，以及個性，本質皆是無形之物，只能抽象推測，而永遠無法真正具體看見。評估別人的心理狀態可能是一件艱鉅的任務。現在的雷根依然是過去的那個雷根嗎？他的心智能力是否有減弱？沒有廣泛的神經學檢查，我們又如何得知？每一天，我們都不斷地像這樣猜測他人的想法與心思；然而，這實在太艱難了，所以演化給了我們專用的神經迴路來執行這項任務。
我們通常認為現代智人（Homo sapiens）得以支配地球，是因為我們具有抽象推理能力。但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人類的統治地位可能歸因於我們有能力做社會性思考。偉大的構想幾乎都需要團隊合作才能付諸實現，社會推理（social reasoning）讓我們得以建立，並維持團隊繁榮茁壯所需的社交關係與基礎建設。而我們的大腦就有個神經網路專用負責這類對他人的心智解讀（mindreading），這是本書將討論的大腦三大適應之二。
雖然大腦具有一套社會推理專用的系統，但還是未能解釋，為何觀看總統大選辯論的多數人會受觀眾反應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推理系統顯然失效，導致人們的認知對辯論產生扭曲的看法。我們的心智有部分誤將無名觀眾的笑聲，當成判斷雷根心理強健程度的有效指標。為什麼我們會拿別人的判斷取代自己的判斷？這並非暫時性失誤。這個世界充滿了這類罐頭笑聲和其他情境線索（contextual cue），而我們的大腦就是天生被設計成會受到他人影響。大腦之所以如此建造，是為了確保我們會抱持與身邊人相近的信念與價值。
在東方文化中， 一般認為唯有敏銳感受他人的思想行為， 才能順利達成和諧（harmonize），共同締造超越個人單打獨鬥的成就。我們或許以為自己的信念與價值是個人認同的核心部分，是造就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部分。但我會證明，這些信念與價值往往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被偷偷夾帶潛入我們的心智中。
從我的研究中，我發現個人信念的神經基礎（負責個人信念的大腦區域），與主要負責容許他人信念影響我們的其中一個腦部區域，明顯有重疊。自我，與其說是我們認知中牢不可破的私人堡壘，更像是接受社會影響的高速公路。我們的自我感覺容易受到社會塑造，而這個傾向往往會讓我們幫助他人多於幫助自己，這是我後面會討論的第三個主要適應。
大腦投入一萬個小時成為社交專家
你可能很熟悉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異數》（Outlier）一書提出的知名說法，花一萬個小時練習一件事可以成為專家。雖然不同的人可能把這一萬個小時用來成為小提琴演奏家、職業運動員，或Xbox 超級巨星，但大腦卻是投入超過一萬個小時，要讓我們成為融入人際社會互動的專家。有項研究發現，我們的對話內容有七○％屬於社交性質。假設我們只用二○％的時間粗略思考其他人、以及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我們的預設網路一天至少就占用了三小時。換句話說，在我們十歲之前，大腦已經投入了一萬個小時在這上面。透過不斷讓大腦返回投入社會認知模式的活動，使大腦做好萬全的準備，幫助我們在這個極其複雜的社會生活領域成為專家。
在我們執行特定任務時，例如，數學課計算數學題，或是歷史課研究古希臘陶器，預設網路就會停止活動。但是一旦大腦的事務處理完畢，它又會回去找忠實老夥伴—─預設模式。換言之，大腦的空閒時間都用在社會性思考了。無論是否有意識，大腦似乎一直在處理（或許是重新處理）社會資訊，同時促發我們做好準備面對人際社會生活。大腦或許是利用這個時間，將生活的新經驗整合到我們對他人的想法、他人之間的關係，或我們與他們之間關係的長期認識。它可能是從我們生活中最新的互動中擷取資訊，更新我們用來理解他人心思的一般規則。在剛出生兩天的嬰兒大腦，就能觀察到這種神經網路的習慣模式運作，而成人一旦停下手邊的工作，大腦活動情形也是如此。基本上，我們的大腦就是設定成：時常思考人際社會以及我們在其中的位置。
如果從嬰兒時期直到成年，大腦都持續在做社會性思考的練習，那就意味著演化對我們成為社交專家的價值押了重注，也看重我們要隨時準備好做出社會性思考和行為。如此不斷地練習，不代表我們就有純熟完美的社交手腕。並沒有。但沒有這樣的練習，試想我們可能會變得多糟糕。大腦還有太多其他的選項，它可以設定將空閒時間投入在各種事情—學習微積分、改善邏輯推理能力，或是把我們看到的物體分門別類。每一種都有其適應價值（adaptive value）。但演化卻將賭注下在我們的社會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