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悲情城市》與台灣的第一座金獅獎

1989年,台灣政治解禁,黨外運動初獲階段性成果,加上當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社會對白色恐怖餘悸猶存,威權陰影猶未散盡。《悲情城市》在台灣的轟動,讓它不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個社會現象。
文:洪健倫/劇照:邱復生(提供)/影音:黃大維、陳薇雯

悲情城市 City of Sadness
侯孝賢|1989|台灣|彩色|台語、國語、日語、上海話|157min

獲獎紀錄:
第46屆義大利威尼斯影展 「金獅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道精神特別獎」、第26屆金馬獎「最佳導演」(侯孝賢)、「最佳男主角」(陳松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當日,基隆林家四兄弟的大哥文雄,小妾生下一子,取名「光明」;二哥文森被徵召至南洋擔任日軍軍醫,生死未卜;老三文良自上海返台,捲入不法活動,被以《檢肅漢奸罪犯條例》構陷入獄,返家後精神受創。四子文清,自小失聰、經營照相館維生,結識了好友的妹妹寬美。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異議人士在軍事戒嚴下遭搜捕鎮壓,各地衝突激烈。文清與友人寬榮赴台北參與調解,返回基隆後遭逮捕,雖獲釋返家,但見許多獄友一去不返,心中悲憤起而資助地下組織。此時,大哥文雄在衝突中被上海佬殺害,家中僅剩娶了寬美的文清。之後,文清再為憲警逮捕,林家除了年邁的父親、發瘋的三哥文良,全家只剩四兄弟的女人們維持家計。而故事結束於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

轟動全國的金獅獎


1989年,義大利時間9月15日晚間,第46屆威尼斯影展舉行頒獎典禮,入圍國際競賽單元的台灣電影《悲情城市》,一如頒獎前各方風聲,拿下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這是台灣電影第一次在地位崇高的歐洲三大影展中獲得首獎。

儘管那是1979年台美斷交的10年後,台灣在國際間地位如同「亞細亞的孤兒」,1989年的威尼斯影展,也因中國政治干預,場外懸掛入圍影片國家的旗杆上,原該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卻是空空蕩蕩。但獲得金獅獎的《悲情城市》,仍讓台灣的名字、故事,隨著影展捷報,出現在全世界各大媒體。

台灣時間16日一早,台灣主流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民生報」,皆以頭版頭條大篇幅報導《悲情城市》獲獎消息。攤開報紙,就能看見導演侯孝賢笑意滿盈地捧著金獅獎座的照片。

這是台灣電影首次成為全國頭版新聞。17日的「自立早報」報導《悲情城市》代表團載譽歸國時,更以「好比少棒初奪世界冠軍」為標題,形容社會轟動的程度。

《悲情城市》除了是第一部在歐洲三大影展中獲得最高榮譽的台灣電影,也是台灣電影史上第一次採用同步錄音技術拍攝的電影;它是侯導第一次挑戰歷史題材,更是台灣在1987年解嚴後,第一部敘述二二八事件的影視作品。

《悲情城市》在全台盛大上映,根據國家電影資料館的「1990年電影年鑑」的記載,台北票房約6600萬台幣,全台雖沒有確切紀錄,但以過去的估算方式,全台票房通常是台北票房2倍左右,可說是刷新國片影史的票房紀錄。

若以當時約110元的國片院線票價粗估(當年國片與洋片票價不同),台北票房6600萬台幣的《悲情城市》,在台北市換算出的觀影人次約為60萬人次;而當時的台北市人口,約為270萬人。換言之,當時的台北市幾乎每10人中,就至少有2人看過《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不但票房轟動,1989年的年底正值縣市長大選與立委選舉,亦是解嚴之後,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對決,不少候選人將《悲情城市》的主題曲作為競選音樂。「悲情城市」四字,也成為彼時政治議題愛用的熱門詞彙。

台灣新電影逆境中遲來的肯定


《悲情城市》獲金獅獎,也為從1982年開始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奠定了難以撼動的崇高地位。

從《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開啟的新電影運動,雖在題材疲乏的國片市場中展現新意,獲得不錯票房,但風光只維持2年。後來,新電影作品雖在歐洲各影展屢獲肯定,但與過去電影題材、形式截然不同的新電影,屢因為票房不佳,招致保守媒體與影評人批評,背負「票房毒藥」的罵名。

保守輿論的批評與質疑,使得新電影主要創作者,以及當時擁護新電影運動的影評人、記者與文化人,在1986年底共同連署了由詹宏志起草的「台灣電影宣言」,並於1987年1月24日於「中國時報」正式發表。文中對於彼時的政府政策、媒體生態與評論體系,都有沉痛的質疑,並表達爭取「另一種電影」存在空間的決心。

1988年,在年代電影創辦人邱復生的資助下,詹宏志、陳國富、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朱天文等人成立「合作社」電影公司,《悲情城市》便是第一個計畫, 1988年11月25日,《悲情城市》正式在基隆金瓜石的八角亭前開鏡,主要拍攝地點在九份、金瓜石,也在台北北投、苗栗大湖等地拍攝,拍攝期共65天。

《悲情城市》故事的啟發,來自《人間》雜誌中二二八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皓東生平,及其妻蔣碧玉(蔣渭水之女)的報導,發展出一個虛構的家族故事,劇情中揉雜田調訪談素材、白色恐怖時期的「鹿窟事件」,以及作家藍博洲所撰寫的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劇本由侯孝賢與作家朱天文整理出分場結構,再由擅長捕捉口語氣味的吳念真,負責對白撰寫。

諷刺的是,作為《悲情城市》創作重要參考素材的《人間》雜誌,卻也在《悲情城市》獲金獅獎的同月,宣告停刊。

梁朝偉飾聾啞攝影師,在演員身上追求真實

港星梁朝偉在《悲情城市》中飾演四子文清,導演侯孝賢為了讓不諳閩南語的梁朝偉演出,更改角色設定,以二二八受難的聾啞畫家陳庭詩為原型,將文清設計為一名聾啞攝影師,讓本片多了一層「有口難言」的寓意。

當時關於《悲情城市》的許多話題中,人氣看漲的港星梁朝偉加入演出引發討論。由於梁朝偉不諳閩南語,侯孝賢也因此把他的角色——林家四子「文清」安排為一名聾啞人士,角色原型即是二二八受難者的聾啞畫家陳庭詩。文清和陳庭詩一樣,8歲從樹上摔落而失聰,只能透過筆談與人溝通,這個角色讓《悲情城市》更多了一層「有口難言」的意義。

除了梁朝偉飾演文清,《悲情城市》主要角色有專業演員,也有素人。專業演員有飾演大哥文雄的陳松勇,飾演女孩寬美的辛樹芬。素人演員中,曾演出侯孝賢電影《戀戀風塵》的布袋戲大師李天祿,飾演林家的老父親;首次演電影的高捷,飾演三哥文良;舞者吳義芳則飾演文清的摯友寬榮,他和詹宏志、吳念真、以及作家唐諾(謝材俊)、張大春等人是片中的知識份子,負責烘托出那個時代下的社會、政治氛圍。

彼時已確立長鏡頭美學的侯孝賢,也是從《悲情城市》開始,在現場漸漸捨棄劇本,讓演員自己發揮。詹宏志就曾回憶,侯導不給非演員看劇本,以免照本宣科。侯孝賢在拍攝現場是以口頭向非演員描述角色的生平、故事。

為了避免各種背景的演員,在鏡頭前演得太用力,侯孝賢也開始「騙」他的演員,在拍片現場假裝試戲,其實是趁他們最放鬆的情形下,拍下最自然的表現。這個拍法,也讓陳松勇登上金馬獎影帝。

獲金獅獎的《悲情城市》,雖在第26屆金馬獎入圍最佳劇情片、導演、男主角、原著劇本、剪輯、錄音與攝影等6項大獎,但最後卻與最大獎「最佳劇情片」失之交臂。評審團選擇將這個獎頒給香港導演關錦鵬的《三個女人的故事》。包括關錦鵬在內,輿論都對這個得獎結果,感到不解與遺憾。

《悲情城市》裡,導演侯孝賢拍戲時會以排戲為藉口,拍下演員放鬆自然的表演,演員陳松勇後來因此片登上金馬影帝。
《悲情城市》描繪二二八前後,瀰漫台灣的悲情氛圍,上映後在台灣引起的各種討論,也讓這部電影,成為解嚴後社會苦悶心情的破口。

苦悶的破口,時代的代表作

《悲情城市》雖然獲媒體、觀眾力挺,但在電影方走出政治禁忌的當時,還是不免遭受批評。有人認為作為解嚴後首部描述二二八歷史的電影,對史實處理過於迂迴;也有人認為,文清的好友寬榮逃至深山投入地下組織,遭憲警剿獲的情節,由於取材自白色恐怖初期的「鹿窟事件」,對歷史而言,是混淆了時間與事件。

政治初解禁的台灣,創作風格逐漸成熟、厭惡威權的侯孝賢,不但掌握時機拍出《悲情城市》,更因為金獅獎背書,他與台灣新電影運動的重要性終於在國內獲得承認,使得《悲情城市》成為台灣釋放過去各種壓抑心情的重要破口。

對深愛藝術電影、深愛侯孝賢作品的影迷而言,侯孝賢最好的作品不一定是《悲情城市》,也有不少人更愛其後的《戲夢人生》、《南國,再見南國》。但對更多人而言,為台灣社會道出壓抑心情,成為社會現象的《悲情城市》,更像是侯孝賢及台灣新電影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