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這場記者會是檔節目或是頒獎典禮，我想，收視率飆高的橋段之一，應該會是平常被觀眾遺忘的贊助企業代表致詞。被視為「有點不過癮」的展品，其實同樣暗藏著印象派大師百年前「還要更好」的決心。
近年來，漫畫「我推的孩子」（推しの子）大紅，讓「推し」這個字取代了「本命」，成為日本追星界更常使用的詞語。
小澤征爾認為，交響樂與歌劇是音樂雙支柱，他也將此視為終身信念，每年音樂塾會實際製作一齣完整歌劇，帶著年輕世代深入古典音樂的精華與堂奧。
五一國際勞動節這天，陽光普照。維歐蓮（Violaine）拿著法國號，和上百名樂手共同站在活動現場，準備為活動帶來音樂與朝氣。也因為有了他們，示威遊行時常就像場嘉年華。
小時候一直很期待能夠使用到名偵探柯南劇場版《貝克街的亡靈》中的繭，但同時對未來是否像灰原哀所說的，「並沒有所謂的自由，視覺、聽覺、味覺和觸覺，通通都受到電腦的控制」抱持疑問……
看台上看球的球迷，撐傘等待著；看台下工作的人員，冒雨拖拉著。
藉著跟隨國家元首出訪的機會，在前往中南美洲國家採訪的途經，過境美國紐約一晚，下塌飯店忙碌完所有的新聞發稿處理，好不容易有機會到不遠的時代廣場走走，希望在匆匆離境前，看看這個世界地標的真實樣貌。
行程的最終站，彭部長到了資源回收中繼站，跟著阿嬤一起學習如何將各種資源回收物做初階的分類，從鋁罐、寶特瓶可以換多少錢，到玻璃瓶的瓶蓋要如何拆解，彭部長寧神貫注，認真學習。
1989年，台灣政治解禁，黨外運動初獲階段性成果，加上當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社會對白色恐怖餘悸猶存，威權陰影猶未散盡。《悲情城市》在台灣的轟動，讓它不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個社會現象。
1989年《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中榮獲「金獅獎」。曾背負「票房毒藥」罵名的台灣新電影，第一次在地位崇高的歐洲三大影展獲得首獎，這是台灣影壇與文化界大事，但《悲情城市》並非橫空出世，金獅獎的背後，有著一段近7年的國際影展路。
《悲情城市》拿下金獅獎，侯孝賢所代表的「台灣新電影」在國際上獲得有力背書。他寫著，「就在最絕望的時刻得獎了，我忍不住想大哭一場。」
《悲情城市》上映30年，站在時代肩膀上的青年創作者，現在怎麼看《悲情城市》與侯導的影響？來聽聽李中與廖克發怎麼說。
滅火器與林夕合作的歌曲〈雙城記〉，電吉他爆裂的旋律是熟悉的《悲情城市》。 滅火器樂團的楊大正、將《悲情城市》推向國際的香港影評人舒琪，悠悠談起台港深埋在哀愁中的民族認同。
設計不只是帶來美學創意，也具有扭轉人心的力量
他笑了，說自己是自由派，平日最愛閱讀歷史人文類和政治類書籍，「我太喜歡研究政治了，所以寫什麼到最後都會和政治有關係」
曾經的勇敢，困在灑滿陽光的森林
影像總是隨著時間、空間產生不同的聯想
記者在現場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