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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獅獎並非橫空出世:焦雄屏談1980年代侯孝賢的國際影展路

1989年《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中榮獲「金獅獎」。曾背負「票房毒藥」罵名的台灣新電影,第一次在地位崇高的歐洲三大影展獲得首獎,這是台灣影壇與文化界大事,但《悲情城市》並非橫空出世,金獅獎的背後,有著一段近7年的國際影展路。
文:洪健倫/攝影:裴禛/影音:黃大維、陳薇雯

1980年代,台灣電影準備走出國門

「《悲情城市》獲得金獅獎,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1980年代的影評人焦雄屏,在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說道。

焦雄屏是1980年代舉足輕重的影評人,她在1981年自美國學成歸國,後來成為影評名家,曾在《中時晚報》擔任撰述委員,也在《聯合報》主持影評專欄。

焦雄屏在歸國前,就疾呼政府重視台灣電影的國際推廣,她當時更說,不只是針對最有名的歐洲三大影展(坎城、柏林與威尼斯影展),連在大學舉辦的小型影展,也該掌握。

談及此事,焦雄屏認為,解嚴前的台灣與世界各國交流、接觸外國資訊,都相當困難。但她在美國看到許多來自日本、巴西等非美國主流體系的電影,開始對自己的文化產生很多自信。焦雄屏說,「偶爾你會看到一些作品,它們有著強烈的文化代表性,雖然這些國家經濟比不上美國,美國觀眾也願意接納。」

這讓焦雄屏相信:「張愛玲、白先勇、黃春明的小說,都應該是跟各國文化有相通之處。我當然希望看到有一個本土長出來、代表台灣特色的作品走到國外,幫台灣爭取發言權。」

焦雄屏說,讓世界透過電影看見台灣,「是當時大家遙遠的夢,但我們都有一股傻勁,都想做點什麼事情,不計成果讓它發生。」

對外隔絕下,國內看法兩極的「台灣新電影」

《悲情城市》能獲金獅獎,進而將多年評價兩極的「台灣新電影」地位定於一宗,便是參與國際影展多年成果的累積。

1982年起,國民黨的「中央電影公司」在彼時任職的小野與吳念真策劃下,連續2年邀集新導演,推出《光陰的故事》與《兒子的大玩偶》兩部短片集,評論者視之為「台灣新電影」濫觴。

這兩部短片集參與者包括楊德昌、萬仁、張毅、柯一正等人,這些當時30歲上下學成歸國的創作者,受到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Italian Neorealism)、法國電影新浪潮,以及台灣鄉土文學運動影響,而他們將電影視為藝術、反映現實的想法,也影響當時已拍過一、兩部賣座片的侯孝賢。

這些創作者,一反過去文藝愛情電影的逃避現實、抗日電影的國族意識宣揚,以及大眾熟悉的敘事方式,他們要做的是反映當下台灣。但除了前兩年因為題材新穎,在票房上獲得不錯成績,之後票房後繼乏力,彼時的反對派陣營更將這些電影批為「票房毒藥」,或譏諷這些30多歲的創作者只拍自己的成長故事,是「看自己的肚臍眼拍電影」。

焦雄屏說,這些創作者關注自身經驗,「因為那是你最熟悉的東西。」

焦雄屏強調:「它(台灣新電影)是個新觀念,任何新觀念都是一種革命。」但也因此,台灣新電影漸漸與台灣本土媒體、產業、政府格格不入。焦雄屏認為,這樣的對立「是當時台灣環境,對國際性文化隔絕下積累的結果,造成新電影與舊體制的斷裂與對抗。」

解嚴前的政府,沒有站在新電影這一邊。焦雄屏指出:「政府對這些年輕人有點不信任,當時還有電影檢查問題,擔心年輕創作者在電影中讓政府下不了台。」

1986年3月20日,時任行政院新聞局長張京育(左),將獎牌頒贈導演侯孝賢(右),表揚他執導的「冬冬的假期」等影片多次獲獎,蜚聲國際影壇,對提升國片地位貢獻卓著。(中央社檔案照)

西方影壇目光轉向華語電影


1980年代,西方影壇漸漸將目光轉向華語電影。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彼時已在西方影展圈建立聲譽。歐美影展選片人與電影記者驚喜於「香港新浪潮」,再加上中國出現一批石破天驚的作者,讓華語電影如同旭日東升。

當時任職中影的作家小野說,在香港電影節,台灣電影人陳國富,將台灣新電影的出現告訴了法國權威電影雜誌《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ema)的影評人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法國南特三洲影展(3 Continents Festival)的主席賈拉度兄弟(Allain Jalladeau,Philippe Jalladeau),也聞訊來到台灣。

南特影展位於南法小城南特(Nantes),是一個致力引介南美、非洲與亞洲電影的城市型國際影展,如果坎城影展是法國人的「金馬影展」,南特影展或許就類似法國的「台北電影節」。

南特影展先在1983年,將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選進國際競賽;1984年起,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冬冬的假期》更連續兩年拿下「最佳影片」首獎。從南特影展開始,侯孝賢的電影開始受到荷蘭鹿特丹、瑞士盧卡諾等具影響力的影展關注,獲獎不斷。 

同時,大約從《冬冬的假期》開始,英國的獨立電影發行商Jane Balfour電影公司,也開始透過香港影評人舒琪作為中介,和侯孝賢洽談版權代理。舒琪接受中央社記者電訪時說,也是透過Jane Balfour牽線,侯孝賢的電影開始被引介到更多影展與國家。

1980年代侯孝賢電影作品

年份

作品

獲獎紀錄

商業電影時期

1980

《就是溜溜的她》

1981

《風兒踢踏踩》

1982

《在那河畔青草青》

新電影時期

1983

《兒子的大玩偶》

《風櫃來的人》

法國南特影展「最佳影片」

1984

《冬冬的假期》

法國南特影展「最佳影片」

瑞士盧卡諾影展「人道精神獎特別提及」

亞太影展「最佳導演」

1985

《童年往事》

德國柏林影展青年導演論壇「費比西影評人獎」

亞太影展「評審委員特別獎」

荷蘭鹿特丹影展「最佳非歐美電影獎」

義大利都靈影展「評審團特別獎」

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原著劇本獎」

1986

《戀戀風塵》

法國南特影展「最佳音樂」、「最佳攝影」獎

1987

《尼羅河女兒》

義大利都靈影展「評審團特別獎」

1989

《悲情城市》

義大利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人道精神獎、金拍板獎

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獎

這些影展的知名度,或許比不上歷史更悠久、影響力更大的歐洲三大影展,但它們致力在各地挖掘觀點創新的創作者,在西方影壇具一定影響力,也是今日的台灣各大知名影展選片的重要參考指標。但在獲得外界資訊不易的1980年代,這些影展卻被反對台灣新電影的業界、媒體,譏為「鄉村影展」,令焦雄屏非常痛心。

「台灣新電影」作品入選法國南特、瑞士盧卡諾、荷蘭鹿特丹等重要二線歐洲影展,卻被部分人士譏為「鄉村影展」,讓焦雄屏很痛心。

雄屏也指出,歐洲三大影展的知名度雖高,但創作新秀想打進去,仍要先在歐洲二線影展闖蕩,累積聲譽。「三大影展面對全世界,它們認可的創作者絕不超過50個。創作者要與全世界競爭不容易,你也要非常多標籤貼在你身上後,這些影展才會認可。」

在這些影展中,侯孝賢接受國外媒體訪問,外語能力好的焦雄屏,一方面長年擔任侯孝賢的訪問翻譯,一方面也以自身的電影學術背景,為不熟悉華人社會文化、華語電影的外國記者解說,彌補文化差異。焦雄屏說:「你要教他們如何閱讀這些非西方主流藝術的電影,因為它們的美學、敘事方式,都與西方美學的優劣不同。」

1988年6月,長期關注華語電影的義大利影展工作者馬可穆勒(Marco Muller),邀請28部台灣電影,到他擔任主席的義大利貝沙洛影展放映。當時,貝沙洛影展在歐洲頗具影響力。焦雄屏陪伴一干台灣新電影導演出席,大家也趁地利之便,旅行到非影展期間的威尼斯。

焦雄屏說,「我就永遠記得大家走到威尼斯影展的大門前,羨慕地摸著鐵門,不知道哪時候才能來,沒想到隔年就來了,還拿了最高榮譽回家。」焦雄屏笑說:「夢想跟實現,有時只是一線之隔。」

《悲情城市》進軍威尼斯,有策略地引領話題


侯孝賢的作品在西方影展愈發受到肯定,但這也不是《悲情城市》能在威尼斯影展受到如此大關注的唯一原因。《悲情城市》從開拍起,便大手筆邀請外媒來台採訪;電影公司為了在影展現場宣傳而製作的電影手冊(Press Book),也是引發觀眾與評審共鳴的關鍵。

1988年底,《悲情城市》開拍,出品的年代電影公司經營者邱復生,特別邀請多位歐美重要刊物記者與影評人來到台灣,除了到新片拍攝現場探班,也訪問導演侯孝賢,是當時國片前所未見的國際行銷手法。

這一行影評人中,包括美國雜誌《村聲》(Village Voice)的喬治亞布朗(Georgia Brown)、英國雜誌《視聽》(Sight & Sound)的影評人東尼雷恩斯(Tony Rayns),都是國際上大力推廣台灣電影的關鍵人物。他們的報導讓《悲情城市》在拍攝階段,就已在西方重要刊物保持能見度。

焦雄屏指出,「邱復生是手筆很大的老闆,他一方面有財力投資侯孝賢,他的資訊也比別人強,知道台灣電影在國際上起飛,就等一個爆發點而已。」香港影評人舒琪擔任《悲情城市》的國際宣傳,他也指出邱復生從一開始就決定《悲情城市》要挑戰歐洲三大影展,大手筆邀來外籍採訪團正是為此鋪路。「連香港新浪潮電影參加外國影展,也都沒有這樣的規模。」

焦雄屏與舒琪也都指出,外國觀眾不知道二二八事件,《悲情城市》敘事中卻省略大塊情節脈絡,加上故事人物複雜,對於不善分辨東方臉孔的歐洲觀眾,都增加了理解上的難度。因此,他們參考外國電影參加影展的做法,製作精美的電影手冊在放映現場發放,也確保評審們都拿到一本。

手冊裡,他們拉出林氏家族的人物關係表,還有主要角色介紹、歷史背景,以及導演訪談,幫助西方影評人理解作品。焦雄屏負責撰寫其中的導演訪談,「我把訪談的提問當作電影的破題,用導演的語言去解釋影片,讓它變成一個漂亮的說法。看不懂電影的人,就會來看這篇訪談,循那個思路去理解,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就八九不離十。」

焦雄屏說,不只《悲情城市》,其後的《戲夢人生》、《好男好女》,還有蔡明亮的《愛情萬歲》,都是透過電影手冊中的內容和西方觀眾溝通。「這些東西是有方法學的,別以為人家那麼會看你的電影,或是你拍得好,人家一定會注意你,不是這麼回事。」 

1989年2月2日下午,來自歐美、日本與香港的影評人,除了受邀到《悲情城市》拍攝現場探班,也在台北「中國飯店」,參加年代電影公司舉辦的座談會,擔任《悲情城市》國際宣傳的香港影評人舒琪(右4),也受邀與談。(中央社檔案照)

 金獅獎奠定地位,開啟一波台灣電影的影展大年


《悲情城市》入圍威尼斯影展,當時台灣各大報記者:「中國時報」張靚蓓、「聯合報」藍祖蔚、「自立報系」陳鴻元、「民生報」褚明仁,還有任職「中時晚報」撰述委員的焦雄屏,都前往影展現場帶回第一手消息。

彼時,不論各報過去對台灣新電影的態度如何,大家都團結一心,衷心希望《悲情城市》抱回金獅。「你就代表台灣人,台灣有部電影在競賽單元中,怎麼不值得你光榮?」焦雄屏說,「當時台灣除了少棒,哪有參加國際賽事的機會,少棒都受到這麼大歡迎,台灣參加這樣的文化藝術競賽,不算轟動嗎?」

但焦雄屏還記得,競賽結果揭曉前幾天,她還接到採訪主任的越洋電話,電話那一頭說:「你們(《悲情城市》劇組)完蛋了!回台灣要被政府找去談話,因為你們的審查手續不完整。」這讓他們一直惴惴不安。好在《悲情城市》獲得金獅獎,政府的威脅也隨著大獎煙消雲散,劇組返台受到英雄式歡迎。「但在過程中,你就知道國內情勢是多保守與緊張。」

媒體輿論對「台灣新電影」的態度,也是從1989年之後轉向。焦雄屏說:「大家開始知道它的重要性與合法性,被世界承認。」

《悲情城市》獲得金獅獎後,時任新聞局長邵玉銘在1989年9月20日,頒發新台幣150萬元及紀念品給導演侯孝賢。(中央社檔案照)

 《悲情城市》的成功讓台灣新電影在國際影展立足。焦雄屏指出,此後,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獲1991年日本東京影展「評審團特別獎」;1993年,侯孝賢《戲夢人生》於坎城影展獲得評審團獎;同年,李安的《囍宴》在1993年柏林影展拿下金熊獎,同屆柏林影展還有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與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囍宴》更代表台灣獲得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提名最佳外語片(現最佳國際電影獎前身);接著是蔡明亮的「愛情萬歲」1994年在威尼斯影展獲金獅獎。

那是台灣電影的一波大年,焦雄屏說:「1989年到1995年間,當時在國際影壇上,最棒、最時髦的電影,就是台灣電影。」

焦雄屏認為,「台灣新電影對台灣的貢獻,一如雲門舞集、賴聲川的戲劇、蔡志忠的漫畫,對台灣在國際上的形象,都影響甚深。文化的傳播力量,超過你花很多錢去做政治宣傳。」

焦雄屏辦公室裡,還留著他與《悲情城市》劇組,在1990年受邀至鹿特丹影展時,一行人到海牙遊覽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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