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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也上街 中國人捍衛房產不分階層都抗爭

最新更新:2021/02/16 19:53
在中國大陸,民眾願意上街或公開抗爭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房產權益受損或遭到非法吸金。圖為上海郊區的張女士家園遭強拆,2020年10月出示證據向媒體控訴不公。中央社記者張淑伶上海攝  110年2月16日
在中國大陸,民眾願意上街或公開抗爭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房產權益受損或遭到非法吸金。圖為上海郊區的張女士家園遭強拆,2020年10月出示證據向媒體控訴不公。中央社記者張淑伶上海攝 110年2月16日

(中央社記者張淑伶台北16日電)中國人不會為了言論自由上街,但在維護房產這件事上,不管是體面的中產還是種田的農民都會奮不顧身;剛過去的2020年,買到爛尾房和被強拆的人向記者分享他們的抗爭故事。

卓先生在上海一處園區擔任總經理,比起多數中國人稱得上是中上收入階層。2018年9月,他跟著上百人到江蘇蘇州的某區政府拉布條抗議,原因是自己2016年買的預售屋,到了2018年交屋時間還沒有蓋完,他和其他業主便組成微信群研商如何爭取權益。

「那是我第一次上街(抗議)」,卓先生告訴中央社記者,儘管他們在微信群的交流很小心,但仍被警方掌握訊息。頭一次上街的晚上,警察就敲他房門了,「說我還是個(中共)黨員,怎麼可以這樣做。」

到了2019年初,卓先生抗議申冤的對象升級為江蘇省信訪辦,成為帶頭者之一,還撂下話:「若不處理,繼續到北京上訪。」

在卓先生兩年的抗爭經歷中,很幸運沒有遭遇到不文明對待,「警察來了,就是要求我們不要鬧。」政府方面也有誠意協助解決問題,「但不允許我們找媒體,發抖音(影音平台)。」至於抗爭給他的歷練,則是「敢於和大領導拍桌」。

不過卓先生坦言,不同城市政府在應對抗爭方面做法差異很大,有些抗議現場和警方衝突後就會有多人被抓。

這樣的故事並非特例。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去年10月底一篇「中產『別墅夢』的破碎時刻」,就報導了北京一些30、40歲的中產人士,他們在所處領域足夠優秀,也相信自己可以匹配更好的生活,於是賣掉兩代人的房產換取郊區別墅,別墅價格約在人民幣1600萬元(約新台幣6960萬元)左右。

沒想到建案爛尾,這些業主繼續瞞著家裡的長輩,騙他們房子還在蓋,同時只能延長在外租屋的時間,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

報導中,當事人可以理性克制地講述豪宅爛尾的經歷,但是談到維權過程中,開發商在電話裡恐嚇、髒話不斷,女業主情緒失控說:「大家都是有頭有臉的人,也都在很好的單位工作,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人生會要經歷這樣的事情。」

卓先生的故事算是有圓滿的結局,在政府監督下,屋主的預付款交入政府指定的帳戶,再由政府找施工方完成建設。他在去年7月拿到新成屋,並在10月轉手賣出,比起4年多前的入手價,還賺了約50%。

從一開始,卓先生就沒打算走司法途徑。他們深信「告贏了也拿不回錢」,寧願更務實的想方設法讓建案能先蓋完再說。

在他看來,抗爭能否有好結果,「真不取決於你鬧得有多兇」,以他的例子來看,主要是該建案就在當地市政府附近,抗爭太頻繁政府有壓力;此外因為地段好,所以建案完成一定能脫手,政府、開發商都有動力去解決。但當地其他的爛尾樓則不一定能有好結局。

相較於卓先生,上海郊區家園被強拆而抗爭的張女士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她指著自己在2016年被不明人士毆打住院的照片,控訴自己的家園遭到鎮政府僱請的人員強拆、隨意變賣她所養的雞鴨豬隻等,並出示2018年7月奉賢區法院的行政判決書,判決書也指金匯鎮政府強拆是行政行為違法。

但是,當張女士的先生2019年向金匯鎮政府提出申請賠償,鎮政府卻提出2012年雙方早有協議,所以不予國家賠償。張女士堅稱所謂的協議書上,其丈夫的簽字是合成的,鑑定機構則未對此作出定論。

為房維權並不容易。有些上訪者會利用每年3月中國開年度「兩會」期間陳情,今年由於疫情阻隔,外地人入北京更為不易。張女士說,也許會改成致信給多名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方式。

強拆爭議一直都存在。上觀新聞報導,今年1月18日,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庹繼光在學校墜樓身亡,他去年10月曾檢舉一名官員濫用職權,暴力拆遷公民合法房產,此後他日漸憂鬱。

庹繼光做過記者、有律師資格,其妻說,丈夫生前對房屋被拆遷很沮喪,認為「學法律、學新聞,但救不了自己。」

當前中國部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仍大,但金融風險也大,建案一個個推,有關強拆、爛尾等新聞層出不窮,這也意味著為房維權這條漫漫長路上,還會不斷有新人加入。(編輯:周慧盈)11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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