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六十／文革大旗下　數億中國青年被沖刷的命運

（中央社記者張淑伶北京16日電）72歲的作家王力雄，來到上海老牌娛樂場所「大世界」，站在中庭大舞台二樓往四周張望，看著這既熟悉又有點陌生的地方。

60年前，就是在這裡，他把文革中的傳單一張一張往下扔，逗下面的人們爭搶取樂。那時他還只是小學六年級。在這之前，一名紅衛兵搶走他手中的一疊傳單，向下拋撒得滿天飛舞，他當時瀟灑的姿態，就這樣停留在王力雄腦海中。

2025年12月，王力雄回到大世界留影。他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談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和體會。

紅衛兵是文革初期成立的極左激進學生團體，主要參加者為大學生和中學生，當時才13歲的王力雄只是很邊緣的參與者，因此沒有去「破四舊」、打砸搶，也沒有去抄別人家的經驗，但藉著紅衛兵的名義參加「大串聯」，從北京來到上海。

當時全國各地都有紅衛兵接待站，「大串聯」讓學生們免費坐車、免費吃住，正常旅客和貨運全受影響，生產被打亂，但是毛澤東希望民眾「造反」，打倒官僚階層，甚至在天安門8次接見紅衛兵表達支持。毛澤東發現，本地的造反派因為利益相關，一般都不敢對本地的當權派造反，所以讓不同地區的人進來造反，攪動官僚體系，這就是大串聯的用意。

文革顛覆秩序 紅衛兵獲授權翻天覆地

從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補，標誌著文革結束，10年間有過不同發展階段。初期到1969年間，主要任務是「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政治運動表現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儘管那個年代的青少年，並非人人都當過手段兇殘的紅衛兵，但所有發生過的悲慘故事都不可能被完全抹去。作家鄭義的短篇小說「楓」，就是表現紅衛兵之間武鬥、自相殘殺的故事。這篇小說1979年發表在文匯報上，是「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之一。

「楓」描述一對學生情侶加入造反派組織成為紅衛兵。後來組織分裂為兩派，互相指責對方是被走資派利用的反動派，男的成了其中一派的作戰部長，女的則是另一派的廣播員。在一場激烈武鬥中，男方勸女方投降，但女方在絕望下舉著戰旗跳樓自殺。兩三年後，女方所屬派別重新掌權，男方被誣指當年用槍逼女方跳樓，被判現行反革命殺人犯，處以死刑。

不同派別團體，彼此鬥得你死我活，但都標榜自己才是效忠毛主席路線，這種荒誕的情景曾在全中國上演。

除了紅衛兵，文革另一個主要的群眾運動是工人造反派，以上海為代表。善於利用人民矛盾的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一批一批整人，等到情勢過於混亂，就派出軍宣隊、工宣隊（意指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各級學校接管。

紅衛兵畢竟只是學生，學校停學後，就算他們奪了權也沒有太大意義。為了解決城市裡大批不務正業、沒有學習的年輕人就業問題，毛澤東1968年推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紅衛兵運動至此基本結束。

知青上山下鄉 特權階級能避就避

文革時期，被浪費的青春何其多，除了紅衛兵文攻武衛的無謂消耗，最影響一整代青年的，還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呼應毛澤東的指示刊登了一篇報導，標題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此後10年間，官方命令下，陸續調動了全大陸約1700萬名知識青年到農村。說好聽這是建設國家，實際上紅衛兵打砸搶造成的爛攤子就以這樣的形式逐漸消失。

王力雄的知青經驗和許多人不太一樣。多數知青雖然下了鄉，平日生活仍是和知青在一起，他卻有機會真正進入農家生活。他曾經說，如果沒有下鄉插隊4年的時光，也許終生都不能真正了解中國。「中國」兩個字的概念 ，在他心中展現的首先是中國的農村和農民。

下鄉的頭兩年，他是以眷屬身分，跟隨在長春電影廠擔任編輯的母親到吉林省某縣，在村裡生產隊擔任會計，並一起幹活。儘管只有16歲左右，他已經算是生產隊的領導班子成員了，可以參與討論和決策一些事。

後來的兩年，他和其他知青住在一塊兒，成為「集體戶」。他説：「集體戶就是個小圈子，天天在一塊，也不跟老鄉來往。在一塊兒想辦法弄點兒什麼吃的、怎麼跟生產隊鬥...全是這種事兒」。

王力雄當時是一個左派青少年，他說在當生產隊當幹部時，確實會去想和工農結合的意義，思考怎麼和貧下中農一起勞動，就如毛澤東所說，投入「改造世界觀」中。但是和知青在一起時，大家成為一個小圈子，反而就沒有這些想法了。

即使少部分下鄉青年曾經有過建設農村的雄心壯志，更多人則是感到前途茫茫。城市孩子對於到貧瘠農村過辛苦生活普遍畏懼，父母則是不捨。

根據李遜著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牛津大學出版），「四人幫」要角張春橋的3個中學應屆畢業女兒，在當時一片「上山下鄉」的形式中，一個都沒有去農村。他的小女兒雖然中學剛畢業時被分配在上海郊縣國管農場，但很快就走後門進了上海空四軍當兵，然後又被推薦進復旦大學外文系，成為「工農兵學員」。

文革爆發後，大學停止招生，直到1970年開始依「推薦」招生，這些大學稱為「工農兵大學」，學生則稱「工農兵學員」，多數依靠關係及家庭政治成分入學，但這種學歷被認為「水分」很多。

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批「走後門」時，復旦大學便有學生對此事貼大字報。張春橋於是批示：送去農場，其小女兒得知後便哭了。沒過多久，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對走後門「需要具體分析，慎重對待」、「放到運動後期處理」。張春橋的女兒還有上海市委常委會其他人子女的「走後門」問題，就不再被提及。

顯然，文革並沒有消滅特權，特權階級也想辦法逃避這些影響千萬青年人生的政策。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小說「繁花」在兩岸都掀起話題，歡鬧的改編劇中少了對文革細節的刻畫，原著裡則有這樣一個情節：一名準備下鄉的女孩在鐵嶺火車站上車時，跌入車廂和月台之間的夾縫，導致一條大腿被壓斷，現場一陣騷動，卻也不乏暗暗羨慕的眼光。

女孩最終成為獨腿殘障人士，因此得以留在上海，在一家煤球店擔任記帳員，不必下鄉。不好明說的是，即使以殘疾為代價，有些人依舊認為她是幸運的。

在上海奉賢區的知青博物館裡，陳列著一張張不乏宣傳意味的當時青年歡笑勞動照片；但疲憊與不滿不斷累積，時序到了1978年，變成雲南知青到北京請願的新聞照片。他們拉著寫上「我們要見華主席（華國鋒）」的布條遊行，下跪、甚至絕食，訴求很簡單：知青想要回到自己的家鄉。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不再要求上山下鄉，已下鄉的知青可以回到自己所屬的城市。

「那個時代，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事...」

文革頭兩年最多批鬥、打人等暴力事件，「家破人亡」不是修飾詞語而是許多人真實的處境。對王力雄來說，整個文革中衝擊最大的便是父親過世。

他的父親王少林1923年出生，在蘇聯學習一年後就到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作，後來因中、蘇共關係出現裂痕，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蘇修特務」、「走資派」、「黑集團的黑司令」，被隔離審查將近一年。

他說，那時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擔任副廠長的父親，在廠裡頭屬於比較能頂事、有能力的人，所以文革開始後就被當成一個最主要的造反對象。

1968年，家人被告知王少林「跳樓自殺」，當時王力雄15歲，家中只有他和弟弟，母親被關在長春電影製片廠的牛棚。1977年，父親被「平反」後，王力雄試圖調查父親是否死於酷刑，但沒有結果；同時，他也不排除父親確實是自殺，在那樣的景況下寧死而不屈。

父親過世的衝擊，終究還是挺過來了。「那個時代基本上因為人人都這樣，每個家庭幾乎都有事兒，尤其像我們所在的圈子裡面，所以就沒有把它當成一個特別不得了的，沒有當成一個那種無法忍受的。」

王力雄說，在他們以幹部為主的鄰居和同學圈子裡，大家的境遇差不多，不會因為父親的事就不跟他們往來，小孩就不覺得自己被孤立，這是撐過來的關鍵。「這是時代的起伏，不是個人命運的起伏，個人只不過是那個時代浪頭裡的一滴，還是跟著那浪走。」

一場文革，帶來顛覆性的改變，本來要考大學卻必須去農村，很多人以為一生就只能這樣了；有人家庭變故，天人永別，還活著的人也可能親子、夫妻彼此劃清界線。王力雄給記者看兩張照片，一張是1958年，5歲的他笑得天真可愛，母親臉上也掛著笑容；另一張是1977年在父親平反的追悼會上，一家三口捧著父親遺像，神情肅穆。文革前與文革後的變化盡在不言中。

透過 Google News追蹤中央社

很多人希望探討文革的究責與誰該道歉的問題。王力雄認為，每個人都該自我反省，但至於追責，他不覺得必要，「更應該思想的是社會制度，這種統治或者這種洗腦，或者是這種通向奴役之路的最根本的根源」，把道歉、追究變成去改變社會、改變世界，這是他在意的。

年少時，王力雄就會用自製的天文望遠鏡凝望星空，在靜夜中對空遐想。他想當天文學家，要是沒有文革，可能就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如今雖然沒有成為天體物理學者，但仍用宏觀的心態追求對這個世界總體的認識。（編輯：朱建陵）115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