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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專題
【六四專題】重返天安門
1989年天安門事件至今30年,這場學生運動深刻影響中共的執政方式與人民的「記憶」。資深記者林慕蓮撰寫「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一書,中央社獲授權摘整5篇,概述中共如何讓「六四」消失在人們日常生活語境。
【六四專題】重返天安門

意外捲入六四陷囹圄 張銘投身創業忘酷刑

最新更新:2019/05/14 14:48
張銘額頭上兩個大大圓圓的紫紅色瘀青是「拔罐」留下的,這是唯一能減輕7年牢獄留給他劇烈頭痛的方法。(林慕蓮提供)
張銘額頭上兩個大大圓圓的紫紅色瘀青是「拔罐」留下的,這是唯一能減輕7年牢獄留給他劇烈頭痛的方法。(林慕蓮提供)

(中央社網站)張銘已習慣他那副長相會嚇壞小孩子。他瘦骨嶙峋、兩頰深陷,額頭上有兩個大大圓圓的紫紅色瘀青,各在一隻眼睛上方。「小孩兒都覺得我有四隻眼」,他說著淘氣地露齒一笑。

這兩顆顯眼的圓包看起來出乎意料地很對稱,這兩個瘀青是「拔罐」留下的,對張銘來說,這是唯一能減輕牢獄留給他劇烈頭痛的方法。

中國政府在「六四」後公告的21名通緝學生名單裡,張銘排名第19位。諷刺的是,他曾自認是最不可能參與學生運動的人,因為他其實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

張銘說的第一句話,便是要求確認1989年5月7日在鄧小平寓所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確切時間,這場關鍵性會議作出實施戒嚴的決定。

他想搞清楚,同一天他幫忙寫的一份批評鄧小平的聲明,是否可能是促使鄧小平作出戒嚴決定的因素之一。多年來,張銘不斷地懷疑,「如果我們沒有把鄧小平推到我們對立面,可能會有別的結果」。

1989年初,張銘在清華大學攻讀汽車工程,即將畢業。他期待派發到汕頭的工作,在那裡可以享有更多自由;當學生開始成群結隊悼念,張銘心裡掛記的則是那份工作,他打定主意要遠離麻煩。

直到4月18日,他被說服陪同一位朋友去一趟天安門廣場。張銘對示威者的抗爭方式以及缺乏策略感到失望,所以他介入了,希望採取更有策略的方式。

各校大學生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檔案照片/美聯社)
各校大學生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檔案照片/美聯社)

接下來幾天,張銘協助組織大型學生遊行以及罷課行動。隨著運動勢頭越來越強,這些組織的發展速度也越來越快。到最後,內部的階級制度變得相當根深蒂固,最著名的學生領袖駐點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以此為中心,由志願者手拉著透明的釣魚線,圍成一個個的同心圓。

為保護這些自封的學生領導不受普通群眾的干擾,每一個小圈圈都有自己的檢查哨,西方記者就碰過6個。學生的內部鬥爭發展到一個瘋狂的境地。據說有一個小組在幾天內就換了182次組長。

這場學生運動的轉折點發生在4月26日,政府在「人民日報」一篇頭版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中,概述其對學生運動的態度。當張銘看到這篇社論時,他知道自己在汕頭的前途無望了。

隨著學生運動的壯大,張銘發現自己竟然開始努力讓事情不要鬧大。他倡導推動具體且有成效的學生訴求,他的克制遭來其他學生的批評,有人罵他是賣國賊、叛徒,這個罵名一直延續到廣場外、監獄裡。

25年後的今天,他仍會被自己曾見過的情景觸動而流淚,例如一個年輕人被抬到廣場外的救護車上,一朵紅花在他的胸膛綻放開來。「我原來以為死是很恐怖的,但他就像睡著了一樣。」

那個晚上沒有一個學生領袖死亡。6月4日那天,絕大多數被殺的都是普通旁觀者,他們在坦克為保衛廣場而駛過城市的時候,探頭出來看發生了什麼事。

解放軍對天安門廣場採取清場行動,造成大批北京市民傷亡。(檔案照片/美聯社)
解放軍對天安門廣場採取清場行動,造成大批北京市民傷亡。(檔案照片/美聯社)

張銘成為第一批因參與所謂「反革命暴亂」而被起訴的學生。他因煽動顛覆人民政府和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被判處3年徒刑。他記得,自己當時對受到的刑責比預期輕而感到驚訝。

關於在秦城監獄裡的遭遇,張銘沒什麼印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馬桶!」他大笑說:「領導坐監獄就不一樣,他們是有馬桶的!」

一切都在1991年改變了,當時他和其他10名政治犯被移轉到東北的凌源監獄,其中包括研究生劉剛,他在天安門頭號通緝犯名單中排名第3,被判處6年刑期。

凌源是一個廣大的流放地,對外以凌源汽車工業企業集團著稱。監獄工廠專門生產出口用的公車、卡車、拖車和汽車零件。同時這裡因為關押相當多的天安門活動人士,又以「為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做出了巨大貢獻」聞名。

張銘不願意再回到那個世界,他連談都不想談。那些時日已經過去了,再去回顧沒有好處。「事實就是事實。」他堅定地宣稱。「談論過去對我影響中國更多的人並沒有幫助。」張銘對凌源時期的事閃爍其詞,顯然曾在那裡受到極其惡劣的待遇。

獲釋後,張銘決定將自己重塑成一位商人,藉由投身於經濟領域來改變中國,而非透過政治。畢竟,1989年留給世人最重要訊息是:政治是危險的,最好閉上嘴,儘管賺錢。

「六四以後中國人的政治熱情消失了,所以他們竭盡所能去賺錢」,中國著名作家余華說,「現在變成了一個瘋狂的,逐利的物質時代。就像鐘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致富是一件令人光榮的事,張銘為了讓自己遠離頭號通緝犯惡名,他甚至改了名字。他的首次商業嘗試相當成功,也或許是太成功了,他決定暫且冒險回到政治舞台,結果是因「職務侵占罪」再次入獄。

儘管前後入獄兩次,也失去他協助建立起來的兩筆財富,張銘卻不認為自己選擇的人生之路很痛苦。至於是否後悔當年參加學生運動,他搖了搖頭說:「你甚至連想都不能想!」

資深記者林慕蓮「重返天安門」一書。(八旗文化提供)
資深記者林慕蓮「重返天安門」一書。(八旗文化提供)

這幾年來,張銘的人生之路就是一直在放棄東西。他放棄了政治,放棄了生意,放棄了領薪的工作,最後甚至重回當年牢獄的絕食抗議、不再吃東西。

中國的學者夏偉(Orville Schell)曾說:「絕食所隱含的消極抵抗,與另一種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致的。傳統認為,如果一個正直的官員不同意統治者,他應該表達自己的不滿,但不直接採取行動,也不是去成立反對黨來公開煽動叛亂。」

今日的年輕人會對天安門的抗議活動有什麼想法,張銘並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太太和其朋友們對1989年絲毫不感興趣、也不喜歡談論1989;不是因為這是個政治敏感問題,或是感到不舒服。而是這些事根本沒有記載。

地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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