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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來樂團時代的Live House 那蒙灰的回憶

2021/2/28 11:37(2/28 12:07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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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感動,現場演出感受最直接,Live House猶如載體。此音樂場景過往不受歡迎,行過長路才漸被接受。

文:陳凱棠/攝影:吳家昇/圖片提供:董事長樂團/影音:黃大維

音樂就是一項至今很難理解、但眾人基本上都無法抗拒的娛樂需求。工業革命後,樂器、科技的進步,聽音樂這種習慣,不斷地改變型態、樣貌,也因為改變,讓音樂文化在不同時代,不斷以新的面貌出現。音樂存在的場所亦是如此,不同的人群、迥異的樂風、言詞無法形容的氛圍,音樂文化的演進,因為空間不停轉變,不斷撞擊。

音樂廳、Live House、演唱會等演出空間,擁有不同功能,各自有著許多擁護者,但若要嚴格講,這些場所過往在台灣不算興盛,90年代之前因為政治、歷史的因素,庶民音樂不會出現在這種空間,中產以上的階級,養成聽這類音樂的習慣並不算多。隨著時代往前走,經濟社會條件改變,這些場所才漸漸進入大眾視野。

Live House算是走得艱苦,畢竟早期想到這類地方,總是酒精四溢、骯髒破爛,還可能有一群眼歪嘴斜的凶神惡煞。這種刻板印象影響了現場表演的商業價值,也是到了近年,現場表演在音樂、唱片業中,才算是收益的一部分,樂團演出的文化,可說是經過了一段漫漫長路。

為何要探討Live House這類的展演空間?原因是它對台灣音樂有著不能忽視的貢獻。現在音樂祭的興盛、演唱會的熱烈,可能都跟Live House脫不了干係。這個場景,究竟是否真的有那麼大的魔力?如此魔幻?

這期的文化+以Live House為主軸,解嚴後的音樂空間為切點,邀請像是董事長樂團這樣的OG團(元老級樂團),談談那段往日時光;還有現在台北的Live House展演空間營運者,藉由他們的眼,觀看自90年代至今,甚至未來的Live House轉變。

口水歌年代

「你要知道,台灣Live House的產生,是從早期美軍時代開始,主要就是在台北農安街、雙城街那個地方,以前大概是服務美軍、外來客。」這是起頭,說話的人是林大鈞,董事長樂團的貝斯手,頭髮很長,手上拿著智慧型手機,但感覺還是可以無違地走進Woodstock音樂會,放縱狂歡。林大鈞說,犁園、農莊(Farmhouse)這些,就是Cover Band、唱很多流行歌。那時還沒有Live House的概念,就是Pub、酒吧,喝酒放鬆才是主要,樂團表演是拿來襯氣氛的。

細緻研究2000年之前獨立音樂、樂團發展的羅悅全,在他2000年出版的《秘密基地:台北的音樂版圖》寫下了當年狀況。「大多數人去Pub聽歌只是為了一個氣氛,台上的團只要味道對就好。這樣的想法無可厚非,畢竟我們辛苦工作了一天,走進Live Pub尋個樂子,放鬆一下心情,只要台上樂團能把Santana的<Oye Como Va>唱得夠快樂、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唱得夠哀怨,那就是十分盡職,值得尊敬了。」

後來台灣玩團的人也多了,也開始有了聽眾,屬於台灣人的空間也漸漸出現,會去這種地方的人們,多半也有點個性,因此這類Pub就成了台北當時藝文圈、音樂圈人士聚集交流的場所,許多現在閃耀炙熱的名字,就是從那邊唱出來的,比如伍佰。

90年代台北街頭的音樂

當年發掘伍佰的真言社老闆倪重華,將伍佰在Pub演唱的回憶寫在自傳《鏗鏘真言》,他如此形容那間當年唱出伍佰這個名字的酒吧,「息壤曾是台北有名的『敗肝』聖地。」倪重華在書中回憶,息壤是藝術家林鉅、演員鈕承澤、高捷、漫畫家敖幼祥等人合資的,在羅斯福路、和平西路口的地下室。「息壤是很特殊的地方,來的也不是一般人。報禁剛開放不久,媒體和記者的數量增多,最早開始是報社記者捧場,接著廣告圈的人也來,後來是電影圈、藝文圈,人聚集越來越多,息壤成了太陽下山後,另一個地下國度。」

畢竟是經歷當年的人,倪重華記得當時伍佰在台上唱歌,侯孝賢、陳國富等人都是台下聽眾,伍佰還時常找陳明章、陳昇、朱約信這些人上台一起唱、一起玩。伍佰在《鏗鏘真言》中也有一段他自己的回憶,「息壤的音響奇爛無比,唱到喉嚨都長繭,但在那卻得到前所未有的經驗,看到各種不同的人,本來不起眼的東西,在那裏都會起化學反應。」

其實進入90年代後,台灣人組樂團的風氣開始興盛,骨肉皮、Double X、刺客等樂團,盡皆活躍。相應的,這些樂團需要演出場地,Live Pub就趁勢而起,如雨後春筍般在台北街頭出現,與息壤相隔不久,就有藝人庹宗康、藍心湄開的Live Agogo,搖滾樂迷聚集的Wooden Top、「人,狗,螞蟻」,骨肉皮樂團主唱阿峰開的Scum、刺客樂團兄弟檔開的Boogie,這些都是當時台北樂團人、搖滾客聚集之地。

「都是一片漆黑,都是長苗子(長髮男)的人窩在裡面。」董事長樂團的主唱吳永吉形容,去的人都很嗨。「那時候會覺得,頭髮越長的人越厲害。」那段時間對於他而言,就是啟蒙,一群人聚在那裡,交換著各種音樂知識、情報,想起來就覺得熱血,「我那時都是從基隆騎摩托車過來,然後一定要成群結黨,才敢上去。」

原創音樂出現

「以前也不是叫作主流跟非主流,應該是Cover跟創作。」林大鈞說,當年伍佰&China Blue、刺客、Double X這些樂團,開始唱自己的創作,那是一個轉捩點,是這些當時的Live Pub,讓樂團有了開創的力量,像是Scum,就是一個重要的所在。

Scum換過很多地點,開了又關,很恰好的,吳永吉參與過,當年在Scum,歌他唱了不少,酒當然也沒少喝,理所當然似地,錢也投進去了。「我接scum是第二間開始接,第一間是骨肉皮的主唱阿峰,跟他兩個朋友。後來因為開罰單,所以就收掉了,他就跑來問我,要開第二間,要不要投資?」當時大家都年輕人,吳永吉也很窮,但他很勇敢,去標了一個會,拿了60多萬,一把都投進去,「結果沒有多久那個會倒了,那些會咖都幹死。」林大鈞幫忙補充,笑得很開心,為了音樂不厚道,很搖滾。

「Scum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就是你(樂團)要來可以,但是每一個set要唱一首創作。」吳永吉說,本來樂團都在Cover國外樂團,到Live Pub要嘛唱口水歌,要嘛就是唱很爽的西洋搖滾曲,沒人想要做原創,畢竟不賺錢,也沒歌迷,創作根本吃力不討好。

「但是這個有魔法在,你做了創作之後,就不會想要回去做Cover了,那個成就感很強。」林大鈞搓了搓手,興奮起來。Legacy音樂總監陳彥豪也談起這一段,「直到Scum開了,那就是大家意識到要唱自己的歌的時候了。」陳彥豪認為,Scum規定去演出的樂團都要唱原創,掀起了第二波的華語音樂創作潮,第一波是淡江事件,李雙澤在淡江文理學院(現今淡江大學)舉辦的一場西洋民謠與熱門音樂演唱會上,登高一呼,「唱自己的歌」。

樂團時代之後 Live House依然荊棘

樂團亂彈在1999年推出同名專輯《亂彈》,在2000年奪下金曲獎首次增設的最佳演唱團體獎,倪重華《鏗鏘真言》中也記錄了這一段。「頒獎典禮前,阿翔跟我商量,如果得獎該說什麼?我告訴他,你就叫所有入圍的樂團上台,告訴大家樂團的時代來臨了。」五月天、四分衛、拖拉庫、董事長、亂彈五團一同上台,亂彈阿翔喊出樂團的時代來臨了,也正式開啟台灣流行音樂的另外一個篇章。

進入2000年後,樂團文化開始狂飆,過去被視為次文化的樂團圈,開始受到矚目,開始進入主流視野。

但Live House這種在樂團文化扮演重要角色的空間,依然面臨著被鄰居討厭、警察刁難,開了又關、關了又開的命運。2000年後,現被視為傳奇的Live House,如地下社會、女巫店,都已在台北南區出現,The Wall也在2003年加入,但是因為表演時的聲響過大,總是有接不完的罰單,社會大眾也都視為城市毒瘤。

2006年,地下社會和The Wall都宣布停演,讓樂迷憤怒、痛心不已,縱使當時文建會主委邱坤良先以「重要藝文展演空間」證書,保障這些展演空間,風波雖暫時停歇,但問題直至地下社會2012年結束營業,都未能徹底解決。地下社會歇業前,音樂人曾集結立法院舉辦記者會,五月天團員怪獸和瑪莎也都到場聲援,但仍是無法挽回。

「我們那時候去Live House確實都在喝酒,但國外也都是這樣啊,而且至少有個安全的地方能讓大家一起聊音樂。」吳永吉說,Live House不只是一個空間,還是在一個城市中有特定功能的場景,這樣的價值基本上是無法取代的。「因為會來到這個地方的,大部分也都是喜歡音樂,吵架也是為了這種事情吵,維護自己喜歡的團,為了這種事情在那邊爭吵。」林大鈞說這是很可愛的事情,非常難得的一種氛圍。

林大鈞曾經問過地下社會的老闆何東洪,要不要集資,把地下社會開回來?何東洪的回答林大鈞永遠記得,「時空背景不同,那個地方就不會一樣,即使是在原地原貌重新開,也已經回不去了。」

對於獨立音樂人而言,Live House是重要的聚集社群,但林大鈞說,Live House對城市而言也是重要的象徵、場景。「不是說政府設立專區,把Live House移到哪裡去就好了,因為那種空間,本身與人連結、與音樂連結的那種東西,是無法被這樣隨便對待的。」

20多年過去,社會迎來許多轉變,網路科技改變了人類生活中大部分的面貌,但對於Live House、音樂空間,或是如董事長樂團那個時代的搖滾客,這樣的改變,至今依然無法理解伴隨來的效益是正面,還是負面?時代還在前行,許多問題還待解答。

(本文出自文化+雙週刊第78期「凝視台北 Live House」第一篇:迎來樂團時代的Live House 那蒙灰的回憶,03/01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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