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協一百年的啟蒙與勇氣 周婉窈:如光一般的存在

爬梳台灣史數十年,周婉窈從文協看見那一輩台灣人希望建設明亮、美好的未來。
2021/9/25
文:趙靜瑜/攝影:裴禛、吳家昇

周末午後,台大文學院靜悄悄,只有三兩工人在做開學前後的門廳修繕。文學院這棟日式建築是台大前身台北帝國大學時期於1928年所建造的第一批校舍之一,現在是三級古蹟。文學院入口拱廊造型大方寬闊,拱窗是西方建築後期文藝復興的代表特色;屋頂黑瓦以及門廊上的圓形飾磚,則是日式風格。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的研究室在二樓,一進去眼光所及都是書,偶有秋風吹動,歷經一個暑假長大不少的枝幹就會大力拍打著玻璃窗,不預期地急切聲響,像極了第一次聽見「台灣文化協會」時的震撼-當年她只是個聽著康寧祥競選演講的19歲青少女。

生長在嘉義大林,周婉窈是「黨外囝仔」(黨外孩子),父親是小學老師,堅定的黨外支持者。周婉窈識字以來就非常喜歡看書,「當時家裡很窮困,買不起書,我們一整條巷子住的都是小學老師,有幾戶資源比較多,家裡就有比較多的書,每一戶人家的童少書大概都被我看過。」

國小學的是中華民族歷史,周婉窈回憶教室牆上掛著黃帝以下,堯舜禹湯文武歷代帝王表,不曾出現台灣歷史。「小時候聽過林獻堂,因為他非常有名,民間稱他『獻堂仙』,很尊敬他,其他如蔣渭水等,根本沒有聽過。」

在台灣史的長廊裡,周婉窈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台灣文化協會這些有志之士的美好身影,繼續為台灣努力。(攝影:裴禛)

第一次聽見蔣渭水是在康寧祥的政見會

第一次聽到蔣渭水這個名字,是1975年康寧祥參加立委選舉,在龍山寺舉行的政見發表會上。當時周婉窈已經到台大歷史系念書,大她6歲的大哥帶她去聽,「那時離台灣文化協會發生之時已經很遙遠,大概相隔半世紀:戒嚴時期,不能集會遊行,唯一在街頭能夠聚眾演講的場合,就是選舉時的政見發表會。」

周婉窈說,當時無論是公家或是私人辦的政見發表會,都會有官員監聽,但也只有在那個場合,才能聽見比較不同的聲音。周婉窈回憶,那是她第一次在現場聽康寧祥演講,「他口才一流不說,而且台語非常漂亮,很生動。」

周婉窈已經記不得究竟康寧祥講了甚麼,但她印象中是非常雅的台語再加上俚語,雅俗交織。「他講到1920年代的台灣的反殖民運動與議會請願運動,講到文化協會,講到了蔣渭水。」

周婉窈說,康寧祥將當時在戒嚴時期爭取自由民主的黨外運動,與1920年代台灣反殖民運動追求台灣人自主的精神相連結,將黨外運動的精神層次提升到歷史上的反殖民運動,周婉窈受到極大的衝擊,這對她後來的人生產生了很大的啟發與影響。

蔣渭水演講充滿魅力,善用技巧,常讓日本警察抓不到把柄,懷恨在心。一次演說後,警察找了流氓興事,往蔣渭水左大腿丟泥巴,蔣渭水不但沒有生氣,還請攝影師來拍照,留下了這一張象徵台灣被日本殖民體制欺壓的「光榮勳章」。(圖片提供: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台語之美及制度性歧視

周婉窈說,一個啟發是她知道她的學習歷程中少了「台灣史」這一塊,「我自認讀的書比起平輩多出很多,但我居然連蔣渭水都沒有聽過,這對我來說震撼很大。」

周婉窈高中時期在南部就知道康寧祥。周婉窈擔任小學老師的父親加入青年黨,常被調來調去,家裡窮,沒甚麼書,她會看家裡收到的青年黨和民社黨的刊物,高中時「有人將康寧祥演講的錄音帶借給父親聽,我們家沒有錄音機,還得連錄音機一併借給我們家。」大二時在政見發表會聽康寧祥的演講,開啟了周婉窈想了解台灣歷史的念頭,大三起積極找台灣史的書來看。

第二個影響則是台語。周婉窈說,當時南部小孩被認為說不好國語,女生來台北讀大學,一開口若是台灣國語,會被認為沒有氣質,但康寧祥的演講讓周婉窈體會到,台語竟然是這樣「媠」的語言。周婉窈這幾年在台大用全台語授課,可以追溯到這個遙遠的因。

「對我來說,我認為台灣文化協會就像光一般的存在。」周婉窈說,在日本時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簡稱「台議」或「台議運動」)是在政治上訴求設置殖民地自治議會,擁有特別立法權和預算審議權,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則是以啟蒙民眾、提升文化為目標,台議和文協就像是向著光奔馳的馬車的雙輪,一邊是政治,一邊是文化,志氣高昂地向光前進,帶著台灣奔向更加明亮的所在。

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屆理事會合影紀念。前排左三為蔣渭水,左四為林獻堂,右三為連溫卿。(圖片提供:明台高中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

為黑暗的殖民統治帶來光明

周婉窈說,「台議」主張殖民地自治,當時最高程度的自治,是像加拿大那樣,在大英帝國統治之下,擁有自己的國會。分裂前的文協(文化)與台議(政治)將近5年多可以說都一起打拼,相互支援,台議要為黑暗的殖民統治帶來光明,文協透過啟蒙,讓台灣人看見光明,向上提升。

更難能可貴的是,文協不但要讓台灣人看見光之所在,還要帶著大家往光的所在前進,周婉窈說,之後文協分裂,左派留在文協,文協主要人物離開,之後蔣渭水成立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黨仍然繼續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文協演講影響台灣社會各層面

周婉窈認為,台灣文化協會推動的各項活動,影響最深遠的應該是講演會。根據官方記載,都有幾百人參加,但根據《臺灣民報》報導,常有幾千人參加。官方紀錄是,從1923年到1926年文協共舉辦798場演講,有59場被解散,四年間聽眾達295,980人次,平均每場有370人左右,當時人口數約410萬,如果按照現在台灣約2,360萬人口計算,就是每一場大約有2千餘人,現在的演講大概很難有這麼多人,可見當時文協的演講很受群眾歡迎。

台灣民眾黨創設成員之一,也是台灣民報記者黃旺成,在1925年的日記中記載文協的演講題目,包括林獻堂演講「文化協會的使命」,蔡惠如演講「迷信的打破」,蔡式穀演講「社會制裁與法律」,王敏川演講「革新人心,改造社會」,施至善演講「教育的平等」,可以窺見文協社會關懷的面向。

林獻堂演講迎接者數百人宛如迎神

黃旺成也記載 林獻堂到新竹演講的盛況,包括「迎接者共有四、五百人,一行以人力車,自動車新竹街一週,處處爆竹聲響,好像迎神一樣」、「聽眾約有兩千人,為新竹空前的盛況,末後雨至,雨中尚有兩、三百的聽眾」。

周婉窈表示,從日記的記錄,可以知道當時台灣文化協會演講的盛況。

李篤恭所寫的〈彰化天公壇〉也曾經鉅細靡遺地描述台灣文化協會演講的情況。文章寫道:「演講會那天傍晚七時許,民眾便絡繹不絕地圍集到這四周有制服警員站崗的廣場來。不久,從北門外文化協會支部,由鑼鼓陣帶頭,全體穿著筆挺西裝而打著領帶的演講團出發,當那天的演講人坐在竹轎上(後來改為坐人力車),由數十位會員護送著浩浩蕩蕩地進場的時候,民眾會以熱烈的鼓掌歡迎他們。」

周婉窈表示,李篤恭應該是根據父執輩的傳述而做的紀錄;黃旺成則是親眼所見而記在日記中,兩者都可以看出文協的雄厚民氣。

林獻堂是歷經清領、日治及戰後三代的台灣全島領袖,在台灣日治時期主張體制內改革,無論在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都扮演重要角色,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圖片提供:明台高中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

台語是抵抗的語言與象徵

周婉窈表示,文協是很有意識在用台語作演講,台語可以說是抵抗的語言與象徵。文協的演講會,基本上採用台語,有時也會有日語演講會,那時就會有日本人來聽。當時從受傳統漢學教育的林獻堂,到在日本讀大學的新生代知識份子,都講台語,「這是我們今天很難想像的社會景象。」

舉例來說,1922年及1924年,台北師範學校發生兩度學生抗議活動,該校有日本學生和台灣學生,但中間發生很多管理上的衝突,台灣學生認為學校偏袒日本學生。1922年的抗議活動,最後沒有學生受懲罰,但1924年那次就有36人被學校開除,後果非常嚴重。

周婉窈說,當時台北師範學校禁止在校內講台語。從當時的「生徒明細簿」(學籍簿)可以看出,1924年的抗議事件中,有二位被退學的學生在操行註記中包括講台語,例如陳姓學生在抗議的場合講台語。另一名同樣姓陳的學生也是在抗議過程中用台語演講。前者的「族別」是「福建」,後者的「族別」是「廣東」。族別主要以語言來區分,因此第二位陳姓學生家庭語言應該是「廣東語」(客家話),但他在抗議中選擇使用台語。由此可見,在當時台語是作為抵抗的工具與象徵。

霧峰「一新會」從地方做起,圖為霧峰一新會主辦的「書畫展覽會」會場,照片剛好把四位一新會的重要幹部全部拍進去,由左至右分別是張月珠、曾珠如、林攀龍、林吳帖。(翻攝:裴禛)(林攀龍照片,林博正收藏,圖片提供:明台高中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

文協分裂之後 一新會從地方做起

文協於1927年1月分裂,1931年1月結束。分裂之後,文協為左派掌控,原本文協在做的啟蒙民眾、提升文化的工作就很難進行。1932年,林獻堂和長公子林攀龍轉向在自己的家鄉霧峰庄繼續做文協的工作,3月19日成立一新會,以霧峰庄及其鄰近居民為主要對象,其宗旨為「本會目的在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台灣文化之建設」。也就是希望從地方做起,逐漸影響全台灣。

周婉窈說,林攀龍是非常特別的人,學歷在當時很少人能比得過,他6歲進漢學書房讀書,10歲到日本東京就學,讀到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在日本15年;後來又到英國牛津大學讀書(宗教、哲學),也在法國和德國遊學(哲學、文學),在歐洲7年。他回到台灣,就在霧峰庄創立「一新會」,以活動內容與目標來看,可以說是台灣第一個社區營造的組織。

周婉窈指出,一新會當然比不上文協的規模,但他們希望將霧峰庄做好,再慢慢從地方影響到全島。「一新會」舉辦運動會,夏季講習會,讀書會,日曜講座,光是日曜講座每星期天一次,就辦了200多回,深具恆心與毅力。除此之外,一新會也有以台語講授的義塾以及詩文研究會,平均每個月都有二到三個活動,活動力相當強。

這是霧峰一新會主辦的「茶話會」會場寫真,照片正中央的一桌,左一林攀龍(林獻堂長子)、左二戴眼鏡者即為林獻堂、左三蔡培火,蔡培火後立者即曾珠如(林攀龍妻子)。(翻攝:裴禛) (林攀龍照片,林博正收藏,圖片提供:明台高中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

有趣的是,一新會有「文化劇」的演出,曾演出《噫!無情》,這齣戲就是法國大文豪雨果的《悲慘世界》,可以想見台灣那時候和世界同步的狀況。

一新會的週年紀念會活動,則有書畫手藝展覽會、演講、放煙火、植樹、放電影等活動,來參加的有一千餘人。這些活動中,林家的小姐、少奶奶和未來媳婦會出來招待大家。從照片看來,讓人感覺像是英國的貴族園遊會,但這些活動全都是對外開放的,大家都能來參加。

周婉窈最感動的是,林獻堂與林攀龍父子願意認同西方某些進步思想,如男女平等的觀念,「他們不但相信,而且親自實踐。」比如說,他們相信男女能力一樣好,辦演講時,演講者一定是一男一女,而且女子先講。他們也呼籲婦女要走入社會,不要落後於男子。這些在當時都是非常難得的。

周婉窈希望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百年的此時,大家可以多認識這些台灣歷史,因為了解才會珍惜。(攝影:裴禛)

認識之後才會珍惜

回望台灣文協百年,周婉窈認為對當代台灣人來說,「這些文化資產,你不認識,你就不會珍惜,希望這些台灣歷史,都能更被大家認識。」那個時代的氣氛是向上的、昂揚的,他們希望打造一個明亮健康的社會。霧峰林家創辦「明台中學」,「明台」是「明朗台灣」之意,期許台灣能有一個很明亮的未來,社會向上,自我提升,「但今天台灣看不到這些精神,實在可惜。」

霧峰林家創辦「明台中學」,「明台」是「明朗台灣」之意,期許台灣能有一個很明亮的未來,社會向上,自我提升。(攝影:吳家昇)

又好比林獻堂,周婉窈說,「在我父親那一輩人的心目中,戰後台灣如果有總統,那總統一定就是林獻堂了。」林獻堂一心為台灣,奉獻家財也奉獻心力,他支持台灣許多重要前輩畫家如顏水龍等人,他和倪蔣懷、楊肇嘉等人都是藝術贊助者,真心珍惜台灣文化,「他們應都和黃土水一樣,向望藝術的福爾摩沙的來臨。」

周婉窈說,林獻堂的兒子林攀龍曾經講過一句話:「讚美優秀的東西,是僅次於那件東西的好事情。」可見當時的藝術贊助者不止支持藝術創作,而且具有分享的心,希望大家一起向上,一起提升,這也是現在比較難看到的時代精神。

治學嚴謹,研究務實,周婉窈身上也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質,一種堅定與耐力,每天一睜開眼,就是工作、研究與責任,不曾懈怠。周婉窈希望現在的青年多去了解當時的反殖民運動,可以學習前輩們的「奉公」精神,「用白話文來說,就是關心與參與公共事務,願意為社會付出,致力於社會文化的提升,年輕世代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再度成為明亮的台灣。」

周婉窈認為,文協不但讓台灣人看見光之所在,還帶著大家往光的所在前進。(攝影:裴禛)

台灣文化協會小檔案

●1920年11月,台北市開業醫生蔣渭水開設文化公司,引進日本與中國的書籍,將西方近代思想帶進台灣。

●1921年1 月,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展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蔣渭水等人希望成立組織繼續未竟之業,於是拜訪林獻堂等獲得支持,著手研擬章程,開始籌備。

●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在靜修高等女學校(今靜修女中)堂舉行。會員一千餘人,到場者300多人,會中推林獻堂為總理。成員以地主資產階級以及知識份子為主,協會章程「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為目的」。

●1925年到1926年為台灣文化協會活動最高峰。台灣文化協會創立後透過發行會報、設置讀報社,舉辦講習會,文化演講會,推動文化演劇運動,美台團巡迴播放影片等方式,推展文化啟蒙運動,1925年到1926年為活動最高峰,每年多達300餘場次。

●1927年1月,以連溫卿為中心的左翼青年取得主導權,蔣渭水、蔡培火等舊幹部陸續退出,協會乃告分裂。

台灣文化協會舉辦的文化啟蒙運動喚起青年、農民與社會大眾,催化了1920年代各種社會運動與政治思想的傳播,但隨著各種政治思想的引入,運動路線出現分歧,以地主為主的溫和派跟以青年為主的社會主義派對立日漸明顯,最終協會分裂。

●左傾後的台灣文化協會(後研究者稱新台灣文化協會)熱中工農運動,逐漸激進化,1929年開除連溫卿一派,1931年1月決議支持台灣共產黨,後台灣總督府當局取締台灣共產黨份子,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紛紛被捕,形同解散。

(資料摘自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陳翠蓮撰稿)

主題照: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認為,台灣文化協會帶領台灣往更好的台灣前進,如光一般的存在。(攝影:裴禛)
照片提供:明台高中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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