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際新聞記者舛友雄大，長年關注中國與東南亞的政治與社會現場。當「潤學」成為中國網路熱詞，他走入東京街頭、地方城鎮與留學生公寓，記錄那些為了自由、尊嚴與未來而離開國家的中國人。
《潤日》不是一部移民指南，而是一份關於逃離與重生的時代報告。透過冷靜的調查與細膩的敘述，揭開「潤出中國」背後的現實壓力——審查制度的陰影、社群輿論的撕裂，以及日本社會接納的矛盾。所謂「潤」，其實是一種生存策略，也是一場對自由意志的最後堅持。
內容節錄
《潤日：習政權下中國人「RUN」到日本的直擊調查報告》
移居日本的熱潮從何而來
明明中日兩國正為了福島核能處理水而爭執不休，為什麼「反日」的中國人會選擇來到日本呢？這不禁讓人產生疑惑。的確，中國輿論及社會氛圍如此，所以「潤日」除了透露給家人知道以外，不能對外人明言。有位「潤日」男性將日本形容成「臭豆腐」，乍看之下很臭，但吃了之後才知道箇中美味。
詢問「潤日者」為什麼選擇日本，他們最常提到的理由包含物價比其他先進國家來得便宜，氣候宜人之外，其他包括諸如同為漢字文化圈，所以不會說日語也能待在日本生活。
日本之所以成為「潤」的甜蜜點，在於相較歐美各國正逐漸縮小與限制黃金簽證（即投資簽證），日本則反其道而行，放寬相關的長期滯留簽證。
就我過去的採訪經驗而言，從二○一○年代中期開始，在日本也慢慢地出現有關「潤」的徵兆。
二○一四年年底，正當中國政府反貪腐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令計劃這位高官曾接受李友的行賄，後者則擔任從北京大學拆分創辦「方正集團」的執行長。據說李友贈送給這位中箭落馬高官的妻兒的賄賂，包括兩棟價值「三億八千萬美元的京都豪邸」，這在中國引起熱烈討論。
一過完新年，我就前往仍處處殘雪的京都，造訪這處成為新聞熱門話題的傳統日式宅邸。這裡原本是拒收陌生客人的高級旅館，但聽說連前首相森喜朗也曾造訪此地。
除了購買不動產之外，中國人併購日本企業也早已成為稀鬆平常之事。舉例來說，二○一七年，我在東京完成歷時數個月的採訪之後，便得知從中國逃來日本的郭文貴打算併購新生銀行（原本為倒閉的日本長期信用銀行，現為SBI新生銀行）的消息。
我想起同年春天，我曾造訪靜岡縣牧之原市，這裡一眼望去盡是靜謐茶園。走在大馬路上，到處可見宛如時光倒流般、保持懷舊風貌的店鋪，為了振興低迷的地方經濟，同時也與中國「一帶一路」這個廣域經濟戰略互相呼應，二○一五年這個城鎮也高呼「MIJBC」（Made in Japan by China，即中國製造的日本品牌）這樣的口號。
為此，我採訪了戰後首位平民出身的駐中國大使丹羽宇一郎，他預言「中國的生活水準將繼續提升，日本的生產成本若是相對下降，中國也需要日本技術的話，他們就會決定在日本生產，然後將產品帶回中國。接下來的十年，中國會大手筆投資日本」。
隔年，我從東京搭乘京濱東北線，多次前往位於埼玉縣川口市的芝園團地， 因為這裡的中國人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當時我採訪了對中華街知之甚詳，任職於立正大學的山下清海教授。他一邊舉出美國的前例，一邊指出中國人有可能會搬到更遠的郊外，或是東京都內的高層住宅。如今這個預言早已成真。中國新移民大手筆「爆買」中央區、港區、江東區豪華超高樓大廈，如今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潤日與新華僑有何差異？
大多數以這種管道「潤日」的人，與我們平常想像的在日中國人，也就是在一九八○年代改革開發之後，遠渡重洋來到日本的「新華僑」，在性質上有諸多差異。
新華僑處於追求活下來的生計模式，當時日本與中國的經濟差距十分明顯；反觀「潤日」中國人的特徵卻完全不同，他們最感興趣的是追求生活品質，是為了享受自由富足的生活而來到日本。
二○一○年，日本與中國的經濟規模反轉，對中國新貴階級來說，日本的物價不高，我認識的「潤日」中國人之中，有不少人有能力請我吃一頓我不一定敢消費的大餐。
早期的新華僑通常只將注意力放在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他們很努力學習日語，拼命地想要融入日本社會，其中有不少是語言學校或專門學校的學生，但也有不少是偷渡或是以外籍勞工身分來到日本，這些人多半來自福建省福清市或是上海市。到了一九九○年代之後，與日本頗有淵源的東北三省，即之前曾為滿州的遼寧省、黑龍江省與吉林省，因為也有許多日語學校，所以來自東北三省的中國人也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山下教授的研究指出，二○○七年之際，來自這三省的中國人，在整體華僑的占比為百分之三十四點九。
二○一九年，在大阪提出西成中華街計畫，因此聲名大噪的不動產公司經營者林傳龍就是典型的新華僑。他當時年近花甲，當我前去他位於商店街的事務所拜訪時，他以日語招呼我坐下。
他臉上那副圓圓的眼鏡，流露出一股沉著的感覺。眉間兩條明顯的皺紋，法令紋也非常明顯。一九九七年，出身地位於福州福清市的他，滿腦子想要在建築業工作而來到日本，為此他曾一步一腳印地經營拉麵店與中華料理店，他一直希望商店街的中國在地社群能夠融入日本社會，這完全是典型新華僑抱持的想法。
反觀「潤日」中國人通常放眼於全球，先將全世界的先進國家比較一輪之後，才選上日本。具體而言，一般而言他們都曾住過中國一線大都市，不僅對日本的黃金時代耳熟能詳，這個世代也對日本製產品有著熟識的親近感。
這些人不太在意日語學得好不好，儘管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些人即將步入中年，要再學習一門第二外語的門檻較高。這群自外於日本社會的中國人，透過WeChat（國際版微信）的群組自成一格且自給自足，其中成員包含了文化人士、企業家、知識分子、工程師以及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
新華僑不太關心政治，或者可以說與中國政府的立場相近，前述提及的林先生在接受我的採訪時，多次強調他不對政治發表任何意見；反觀「潤日」中國人，值得注目的是，這些人對於現今中國政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滿。
由於是在經過層層比較之下，他們才決定「潤日」，所以不一定會一直定居於日本。部分「潤日」中國人若發現中國國內的狀況好轉，或是其他國家更具魅力，就有可能會離開日本。
其實從日本移民至新加坡的例子之一，最為人所知的可能就是訂閱者將近六百萬人的YouTuber「老高與小茉」。多位熟知內情的相關人士都跟我說，他們原本住在日本，但因為日本所得稅太高，所以才搬到新加坡居住。
除此之外，新華僑與「潤日」中國人的居住地區也有明顯差異。新華僑社群以池袋一帶特別知名。當新華僑在此地建立家庭後，就搬入西川口這類郊區的大樓公寓；相比之下，「潤日」中國人則與這種趨勢沾不上邊，某部分的潤日者會選擇住在港區或江東區的豪華超高樓大廈，有些則直接在郊外購置別墅，或是在非首都圈的重要都市購入獨棟住宅。
當我再次跟許久不見的山下清海教授見面，提及「潤日」這群人與過去的新華僑有些不同的假說之後，他如此回覆：
「從二○○○年開始，就出現日本的大廈很便宜這種說法。中國人向來想擁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只要一有錢，就會選擇更優質的高級大廈吧。」
山下教授也提到，因為中國人只相信熟悉的人或是值得信任的人說的話，也會透過介紹的方式與業者合作，特殊的中國人區域也會漸漸形成。
就在許多日本人尚未察覺的時候，「潤日」社群正因應中國、日本以及世界的潮流而逐漸壯大。
採訪這些全新類型的中國移民，傾聽他們的一字一句，除了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特殊點與難以理解之處，我也看到了這些人對於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摘錄自〈第一章 世界級現象的「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