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災後的廢墟與夾縫中 開啟台灣生命記憶工程

「大水、地震，與那些幾分鐘內就帶走城市上百年歷史的災難，我們已經跟它們相處了太長時間。但每一次災難過後，除了硬體的重建、衛福身心的撫慰，我們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方法，留下一些什麼？不要讓每次天災帶走的記憶，都被當成一場我們束手無策的『意外』。」

成大歷史系副教授謝仕淵短短幾句話，背後卻是數十年對災後記憶重建的極度理性、積極與知識份子無以卸下的責任感。

謝仕淵表示，從災區搶救並保存照片與文件，目的不是為了私心收藏，而是為了「還給有需要的人」。（圖片提供：謝仕淵）

啟動記憶工程　熱血師生總動員

2025年9月，花蓮光復馬太鞍風災剛過不久，謝仕淵10月初就召集一群人前進花蓮，在沒有太多外部資源支持之下，熱血的老師跟熱血的學生默默走入災後的夾縫，展開一場名為「記憶工程」的社會行動。

謝仕淵曾經親身投入2016年的台南206地震與這次的花蓮光復馬太鞍風災，「行政體制以最有效率的速度清乾淨現場，讓生活可以重回常態。然而，在那些被挖土機推倒的混凝土小山裡、在被泥流全數浸泡的村落老宅旁，常民的生命記憶，正用一種極其驚人的速度消逝。」

謝仕淵回憶2016年的台南206地震，維冠大樓倒塌的現場至今依舊仍令人震撼，「地震發生那一天，清晨4點多，我6點多就到了現場，那個幾棟集合住宅一起倒的畫面，難以忘記。」

帶著成大團隊，謝仕淵前進光復為部落作家也是紀錄片工作者赫恪搶救上百卷紀錄縱谷部落祭儀與生活的DV磁帶。（圖片提供：謝仕淵）

找尋活過的證據　還給有需要的人

謝仕淵當時擔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在那個充滿悲傷與搜救壓力的現場，對於一個歷史學者、一個博物館人而言，震撼之外，更多的是與時間賽跑的焦慮：當財產與生命都被混雜在廢墟泥淖中，那些活過的證據包括文件、照片與各種物件如何不被吞噬？

謝仕淵說：「那個現場其實是一個很標準的刑事案件現場，要從現場拿東西出來，其實需要經歷一套具有規範的標準流程。」

謝仕淵回憶當時在台南現場，他協調了公務局、消防局，甚至拜託了台南市政府，「可不可以讓挖出來的東西丟到棄置場的時候，能讓我們進去撿？」當然對於救災來說，這件事情孰輕孰重，但就是不放棄的信念，謝仕淵不怕持續溝通。

在專業與安全的大前提之下，謝仕淵與學生們在距離現場5公里外、堆得像5層樓高的水泥砂石小山裡，撿拾了一兩千件照片等物件。謝仕淵表示，這個目的不是為了博物館的私心收藏，而是為了「還給有需要的人」。

借鏡日本經驗　學術社群加入行列

經過整理、復原，一年後博物館舉辦了一場招領活動，謝仕淵說他在會場剛好站在一對夫妻的前面，那對夫妻看到一張照片，掉下了眼淚，因為照片的孩子就是他們的小孩，「小孩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那位母親說，她很害怕忘了她的小孩長什麼樣子，那唯一一張照片，是記憶的定格。」

照片是載體，是人們記錄生命經驗的方式之一，人的記憶會因為缺乏了具體的載體，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變得模糊，那一刻，謝仕淵深刻感受，博物館的搶救文物的技術超越了冷冰冰的物件保存，成為撫慰倖存者跨越餘生，甚至面對往後人生的重要定錨。

謝仕淵曾經在日本311東北大地震災後到日本博物館擔任訪問學者，親身看見博物館學者是如何進去災後之村，努力搶救資料與保存照片，具體呈現身為博物館學者的公共責任，「從日本的經驗當中可以看見，在災後的重建過程中，學術社群仍可以加入行列，組織公眾一起參與搶救災後記憶。」

謝仕淵表示，鏟子超人固然重要，但搶救文史資料與老照片，也是救災的一部分。（圖片提供：謝仕淵）

上百卷磁帶泡水　搶救工作刻不容緩

相較台南維冠大樓災後搶救這些文物照片，花蓮光復水災可以說是全然的破壞，謝仕淵說，因為水災，所有的縫隙都被水沖過、流過，填滿房屋的縫隙，從刻畫在馬太鞍部落民宅牆上高達一、兩公尺的水線，照片、文件無一倖免，影響之深。

帶著團隊，謝仕淵聚焦部落作家、同也是紀錄片工作者赫恪的研究珍藏，包括上百卷紀錄縱谷部落祭儀與生活DV磁帶，搶救工作刻不容緩，團隊進駐赫恪的書屋，拆開磁帶清潔去污。參與團隊成員之一的吳溥樺，畢業自南藝大音像所碩士，負責緊急處理膠卷，現場大家都叫他「專家」，「我覺得很不好意思，我也只是多懂一點點而已。」

吳溥樺回憶去年10月進去災區，剷除泥濘的「鏟子超人」工作已經告一段落，由軍人協助繼續善後。吳溥樺帶著兩位成員負責赫恪老師的影帶的清理與修復，「本來我以為沒那麼困難，但量體實在太多，加上要清潔，人力不夠，專業很難立刻發揮戰力。」

當記憶消失　人們就會遺忘

吳溥樺小時候因為母親接家庭代工，他習慣許多細節都是一關卡一關，急不得，「我原本也以為清潔再修復很容易，但在災區現場，有時候會卡住，或者是掉一些小零件如鐵絲，只要一個小細節沒有合起來，就不完整。」他現場待了兩天，只完成了10卷，再讓後面的人接棒。

吳溥樺表示，當記憶消失了，人們就會忘記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更可怕的是也可能導致一個世代或是地方的文化痕跡在歷史上徹底斷層，「這次光復救災，我發現自己的知識與經驗可以對社會有所幫助，即便能救回來的影像有限，只要能替災民多留一些家園影像，留存對家鄉的回憶，我就覺得此行有了意義。」

成大台灣文學系的帥佩妤自己是太魯閣族人，原本是要返鄉探親，結果淹大水，她從探親行程改為救災，加入許多救災的即時聯絡群組，並向當地的部落窗口報名，請他們分配工作。

照片搶救行動　難忘災民驚呼聲

帥佩妤說後來也是成大的謝仕淵老師提出了「照片搶救行動」的想法，「我就加入了這個團隊，主要負責相片的剪裁、晾乾、分類與清理泥砂等基礎且細緻的搶救工作。」

帥佩妤說，過程中最難忘、最深刻的觀察是災民的表情，「在翻動清洗相簿的過程中，我們把那些泡過水、沾滿泥漬的相片一張張攤開清理時，居民偶爾會湊過來看。」

帥佩妤還記得現場常會傳出驚呼聲：「原來有這張照片！」、「欸！那是誰誰誰耶！」那些在混亂災區中意外重逢的喜悅，非常具有感染力，「我們除了在搶救照片本身，或許也是提供一個機會，讓居民去重新面對、整理，甚至好好告別那些記憶。」

看見過世家人照片　忍不住流淚

但也有傷感的時候，帥佩妤說，有時候翻到一些年代久遠的歷史照片，或者是已經過世的家人照片時，現場往往會陷入沉默，居民甚至會忍不住流淚，「某些照片因為泡水太久而變形扭曲，甚至色彩被打散得像萬花筒一樣模糊、再也無法辨認時，那種無可避免的失落與傷心，讓身為外人的我也忍不住鼻酸。」

阮品崴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不分系大二，同時也是地方工作者與跨域協作者，天災發生時，阮品崴除了做鏟子超人的工作之外，也跟著團隊進行文化修復，「我主要負責光復紀錄片工作者也是作家赫恪的錄音帶、膠卷還有照片等等的物品修復。」因為細心跟負責，阮品崴獲得作家赫恪的信任。阮品崴還記得赫恪說：「如果沒有這次的災害，沒有再看到這些相片，我大概也不會再想起了。」

阮品崴很記得赫恪的眼睛逐漸發亮，那些珍貴的記憶彷彿隨著泥土被擦去，也逐漸被想起，「他開始向我說著每張相片裡的故事，裡面有著他在導戲拍片的畫面，他與許多重要學者的合照，看得出沒有一張可以被取代。」阮品崴覺得，災難發生後會帶走了很多東西，但可能也同時讓人們想起了很多很能早已遺忘的畫面，「一切都會有意義」。

跟著謝仕淵老師前進光復，為部落作家也是紀錄片工作者赫恪搶救上百卷紀錄縱谷部落祭儀，吳溥樺（後排左一）表示，藉由搶救影像，能留存人們對於家園的記憶、回憶，甚至也是部落文化的一部分，「我去光復就是有意義的了。」（圖片提供：謝仕淵）

文史搶救 也是救災的一部分

這種精細的、與記憶對白的手工活，在講求效率的救災體制下，顯得有些衝突，謝仕淵在現場告訴團隊成員，「我們沒有渾身污泥，不代表我們只是來逛逛。救災行動當然要以迅速恢復當下生活秩序為主，但我們做的文物搶救工作，也是救災的一部分。」

台灣自921大地震之後，陸續都有過搶救文史資料經驗，如921大地震文史工作者搶救「匠寮巷」客家聚落文物與歷史記憶的行動，從巷內多戶民宅搶救出大量珍貴物件與歷史照片。但二十餘年過後，台灣這種系統性的制度依然付之闕如。

「直到現在，大家還是用一種自己的熱情去做，還沒有像日本那樣子有一個系統性的對應，一個跨部會的常態制度。」謝仕淵表示，在日本，從阪神大地震到近年能登半島、熊本配置，早已將大學、國立與地方博物館到救難系統構成一個緊密的政策網絡。災難發生不到幾天，整組專業團隊就依循標準化政策進駐現場，理解「什麼是資料，什麼是資料後面的人，以及什麼是能夠支撐著災後人群往前走的記憶支持」。

在日本，從阪神大地震到近年能登半島、熊本的經驗，已經將大學、國立與地方博物館到救難系統，構成一個緊密的政策網絡，盡可能讓災難值減到最低。（圖片提供：趙靜瑜）

一個人真正的死亡 是徹底被遺忘

「電影《可可夜總會》與《鬼才之道》傳遞了一個觀念，一個人真正的死亡，是被徹底遺忘。」謝仕淵說，在沒有數位雲端硬碟的年代，歷史與生活的媒介脆弱如紙，搶救這批些的照片與影音磁帶，不是為了滿足學者的研究喜好，而是希望替災後社區留下可以自我重組的媒介。

下一場颱風一定會來，下一次也可能仍然會有水災，只是不知道發生在何處，但讓記憶延續的文化修復工程，是一個讓大家持續產生地方認同的契機。十年之後，我們除了會記得「鏟子超人」，也希望同樣會記得馬太鞍曾經發生過的點滴，透過那一張張晾乾、翻拍的照片，或是被修復的影帶與畫面，為這個小小多山也多災的島嶼，轉化為社會新生與韌性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