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住民家暴求生路／新住民家暴倖存者：勇敢說出口、會有人幫忙

（中央社記者石秀娟台北9日電）她們都曾在家庭暴力恐懼中暗自哭泣，在台灣舉目無親，以為日子只能這樣過，直到向外求助才走出陰霾。這群新住民姐妹以自身故事告訴有類似遭遇者：別獨自承受，外面的世界有資源，也會有人幫忙。

接受中央通訊社專訪這天，阿悅（化名）向工廠請假。坐在客廳裡，平靜述說過去遭家暴的傷痕，廚房正細火煮著白木耳湯——那是兩個孩子下課後的點心。

新住民阿悅：「被打了，要勇敢講出來！」

阿悅現在的生活規律而單純，每日騎機車上下班、獨力拉拔孩子長大。這份平凡日常，是走出家暴陰影後才找到的幸福，也是過去不敢想的、最奢侈的盼望。

「我現在過得還不錯，能養孩子，也有存到一些錢」，來自越南的阿悅說。

23歲遠嫁台灣，阿悅原本憧憬的歸宿，卻在婚後3年被繁重家務與前夫的拳頭擊碎。大約10年前，她被前夫趕出家門，連換洗衣物都沒有，只能投靠在台唯一友人，卻仍遭前夫追蹤騷擾。

當時阿悅的兩個小孩才3歲、1歲，一年多內多次被打，她驚覺前夫打她已成「習慣」，「一直被打，就算忍耐也沒有用」，她毅然決定離家。

在警察的安排下，阿悅獨自住近庇護所，找到看護的工作。這時前夫卻向法院提告，要求她支付新台幣23萬元扶養費，阿悅感到憤怒與無助。通過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資力審查後，阿悅獲得義務律師協助，展開近3年的離婚與監護權訴訟。

依當時法令規定，外籍配偶尚未取得台灣身分前離婚，可能會被遣返。

阿悅回憶：「我聽說沒有身分，離婚就要回越南。生完老二後，我馬上去申請身分，我怕孩子會被判給他。」她最終幸運先拿到身分證，2個月後贏得監護權。

想起那段日子，阿悅流下感激的淚水。「我爸爸、媽媽和我姐姐、弟弟在越南，沒有人幫我。在台灣，他們不是我親人，但是他們很用心的幫我，我很感謝。」

阿悅說，打官司期間，許多法律程序她都不懂，也看不懂中文，文件多靠社工協助整理。社工還教她騎機車、陪她考照，「她們載我去，再載我回來，我考了5次才考過。」社工也協助媒合工作，並在孩子下課後幫忙照顧，讓她安心上班。

「我覺得被打了，要勇敢講出來。有人知道，就會有人幫助，不要忍耐。」阿悅說。

新住民英達：「我過得很辛苦，也遇到很多好人」

來自印尼的英達（化名）同樣隱忍丈夫的拳腳相向多年，直到孩子將家中的情況告訴老師，她才在老師的介紹下，撥打衛生福利部的「113保護專線」。

「當時我還沒有台灣身分證，我只知道如果離婚，孩子就得留給他，」英達回憶當時的恐懼。「我只想知道能怎麼辦——孩子還那麼小，我不可能不帶著他，就自己回印尼。」

除了現實的法律障礙，英達也想起母親常勸她接受命運，為了孩子，「不可以動不動就講離婚」。她一心想給孩子一個有爸爸、媽媽的家。

英達在丈夫「動不動就打」的脾氣下忍耐著，「他打我、甩我巴掌，甚至把我掐著脖子壓到牆上」。年幼的孩子也常做惡夢，哭喊：「爸爸不要弄媽媽。」

英達沒有搬進庇護所，也沒打算離婚。社工單位安排專人為她丈夫諮商、協助英達聲請保護令、也提供生活必需品等支持，讓她在困頓中多了一絲喘息空間。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過，直到命運再次介入。靠開車維生的丈夫，先是發生重大車禍，脾氣變得更暴躁，後來又被診斷出癌症，他的態度才慢慢改善。

生活的重擔轉而落到英達肩上。她獨自撐起家計，在小吃店工作，也到處打零工，照顧婆婆、丈夫和孩子。騎車四處奔波時，她常在安全帽後默默流淚。

談起過去，英達不禁哽咽：「還有什麼可以讓我背？」不知道命運還能怎麼作弄她，為什麼壞事接二連三發生在她身上。然而她沒有太多怨言，選擇原諒，也欣慰丈夫終究明白，她始終陪著他。

英達說，她在台灣過得很辛苦，但「有很多好人幫我」。除了社工的長期支持，小吃店老闆娘借錢讓她先生開刀，老師和郵局小姐介紹她打零工，新住民服務中心協助孩子申請獎學金、提供補習資訊等。「我都沒有忘記，我永遠會記得。」

中國籍新住民曉玲：求助需要勇氣 「盼社安網更透明」

中國籍新住民曉玲（化名）的求助之路，多了幾分摸索與碰撞。

曉玲懂中文，但當年遭遇家暴時，仍花很長時間才找到真正能接住她的社安網資源。她形容，那段過程像是在迷宮裡繞路，走許多「彎路」，才終於看見出口。

曉玲第一次遭前夫施暴，已是許多年前的事。她至今仍保留當年打離婚與監護權官司的資料：傷痕照片、染血衣物，以及一疊疊訴訟文件。

她說，她剛生產沒幾天，剖腹產的傷口還沒癒合，前夫就在醫院打她。做完月子後，她先帶小孩回中國，前夫卻反控她誘拐小孩。之後她為了工作遠離家鄉，把孩子托給媽媽照顧，等孩子到了就學年齡，她帶著孩子回台灣，但和前夫的關係沒有好轉，仍再度、並持續被家暴。

回憶過往，曉玲說，她已經走出來了，有些記憶也已忘記。心理師曾告訴她，大腦有時會自動刪去「太痛」的片段。只是，如今談起當年帶著剛斷奶的孩子返鄉求職受挫，只能靠母親接濟她、幫小孩買奶粉的生活，她仍忍不住落淚。

曉玲說，回台後仍生活在恐懼中，不敢回家，「每天都想逃」，接近精神崩潰，「最快樂的日子是和孩子在外面流浪」。她當時不知道有「113保護專線」，一個人帶著孩子在移民署、海基會、區公所間奔波，希望能安排她和小孩回中國。

曉玲說，她當時認為自己沒有台灣的國籍，離婚後會被驅逐出境，再加上沒有撫養能力，監護權一定判給爸爸。許多問題，都只能「道聽塗說」。

直到有一次在醫院遇到社工，她才被安排進庇護所。她坦言起先很猶豫，她想知道孩子上學是否方便，社工卻基於安全理由，不願透露地點，「當時我挺多對未知的害怕」。進入庇護所後，對社會的不信任感才慢慢消除。

她說，從申請義務律師、補助，到協助孩子轉學與找工作，花3、4年打贏監護權官司，自己與孩子也逐步修復創傷。一路走來，每個階段都有專業社工陪伴。

曉玲說，身為外籍媽媽，許多曾以為不可能做到的事，只要找到對的資源，其實都有機會實現。只是，「跨出求助的第一步，本身就需要極大的勇氣」，她希望社安網能對受害者提供更透明的資訊，減少不必要的彎路。（編輯：李明宗）115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