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憤怒孵化溫柔的模樣 楊力州回首紀錄片25年來時路

最困難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如何說故事，讓它有強度跟意義……

文：王心妤／攝影：鄭清元／圖片提供：後場音像紀錄工作室／影音：洪凰鈞

楊力州闖蕩紀錄片圈25年，是台灣紀錄片史上最多作品登上院線的導演。他的拍攝題材多是為弱勢族群發聲，失智症、特殊行業女性、偏鄉孩童都可以是電影中的主角。但楊力州一開始也和一般文青相同，只對國外的電影大師有興趣，直到「月亮的孩子」闖進他的世界，才讓他感受到紀錄片的衝擊力。

楊力州本人和他的作品一樣溫柔卻有著清晰邏輯，思考時眉眼會微微靠攏，顯得有些憂鬱，雖然語句中仍會夾雜幾句玩笑，讓訪談氣氛不至太沉重，但他也曾有深陷憂鬱症的低潮。

雖然訪談中語調輕柔，但楊力州卻認為「憤怒」才是驅策紀錄片完成的重要動力，如何將憤怒作為土壤，種出能夠感動觀眾的花朵，楊力州有著獨門秘方。

走到紀錄片導演之路25年，支撐楊力州繼續拍攝的不是獎項或是票房，而是觀眾曾給予的一段話，讓他在哄堂大笑的學生們面前，淚流滿面也會藏在心底的一句話。

文化+：力州導演從一開始接觸電影，就愛上紀錄片嗎？對導演而言，第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紀錄片是哪部？

楊力州（以下簡稱楊）：其實我小時候不太接觸過紀錄片，回想起來一開始接觸的大概都是拍世界大戰、動物生態或是蔣公多偉大。但我記得大二還是大三某個夏日午後，電影社同學跟我們系辦借了投影機放電影，同學說導演會來。對大學生來說，連導演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但聽到導演會來，就充滿期待。

記得那是308教室，我站在後面，想說沒什麼搞頭就可以從後門溜走，對同學或是導演都不會太尷尬。但我就這樣站著把整部紀錄片看完，也參加了映後座談。那是吳乙峰導演的「月亮的小孩」，我沒想到紀錄片會有那樣的衝擊力，內容是在說白化症的家庭，一個母親生了白化症小孩，因為醫學知識的欠缺，媽媽會被人家說是不是跟美國人偷生或是上輩子作惡多端，那樣的語句放在現實不會太陌生，但在紀錄片裡就是那麼強烈且真實，對我來說非常震撼。

文化+：對現在的力州導演而言，劇情片會比紀錄片少了點衝擊感和魅力嗎？

楊：老實說我看了很多劇情電影，但會觸動我的機率非常低。當然過程會進入角色，也會被戲劇感動，但還是有個聲音說，這是男主角、女主角、這是一場演出。儘管劇情再好、演技再棒，梁朝偉演技再好，還是會知道他就是梁朝偉，反而是真實紀錄，不用非常大的情緒波動，但只是一個眼神或是眼角小小的淚痕，我就會非常容易被感動。我現在看戲劇已經沒什麼樂趣，想一想滿可憐的。（苦笑）

文化+：導演1996年推出首部紀錄片「三個一百」，至今已走了25個年頭，累積了25部作品。請問力州導演認為紀錄片最能打動人心或是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楊：我想每個人標準不一樣，對我而言是「真實感」。拍到最後會知道，絕對真實是不存在的，紀錄片是一連串被選擇出來的真實，我為什麼選擇拍這裡？為什麼這個時間點拍？為什麼剪接這段？產出的過程是一連串的選擇。

尤其對真實的定義其實很狹隘，絕對真實好像只剩電梯裡的監視器，這時代眼見為憑都不一定是真實的了，所以真實在不同時空會有不同的定義。

對我而言總要有個信仰，最重要的信仰是無論拍攝怎樣的題材，就算知道那是被選擇出來的，但撐起這些的是「誠實」。我必須誠實把我在現場看到、感受到的東西，透過紀錄並剪裁，讓觀眾感受到。

文化+：但這樣出來的成品會不會變得太過主觀或是有立場呢？

楊：曾有個老師跟我說，紀錄片導演要像「牆壁上的蒼蠅」，概念是要讓被攝者沒有意識到你的存在。但我不管怎麼努力都沒辦法變成蒼蠅啊！（笑）我那麼大隻，以前的攝影機又很大台，被攝者一定會意識到我，所以一開始選擇用剪接隱藏自己。

到了現在，如果有人說我的紀錄片不客觀，那我會問他：「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叫客觀嗎？」每個人位置立場不同，客觀本就不是絕對的詞彙，而是種相對關係。紀錄片跟新聞不同，紀錄片導演能夠選擇站立的位置，無論是物理或是關係上，新聞而是需要平衡，對紀錄片而言，客觀不是需要服膺或是追求的一件事。

文化+：導演曾說憤怒是拍攝紀錄片重要的元素，但我感覺導演拍出的作品都很溫柔，請問對導演而言這種憤怒還存在嗎？

楊：憤怒經過包裝表現的不一定是憤怒，有時的長相是冷酷、有時是熱情或無感，如果憤怒的長相就是憤怒，那就會跟八點檔很像。憤怒不盡然會表現在作品裡，但它會是驅動完成的重要原因。

就像我監製的「怪咖」系列紀錄短片「非法母親」，那是對台灣代理孕母制度的不滿跟衝撞，但看完整部電影，甚至會覺得是愛情電影。一名女主角準備生產時，她的伴侶是唸詩給她聽，你能想像嗎？唸詩耶！這些異性戀男性大概也要反省一下吧！（笑）

文化+：拍攝紀錄片需要發掘議題、找出切入點、打開被攝者心房，對力州導演而言，你認為最困難的部分是哪邊？

楊：最困難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如何說故事，讓它有強度跟意義。一個人的觀點或是美學標準，在30歲左右會定型，到了現在，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自己，日本漫畫也會這樣演，天才小廚師的敵人都不是其他小廚師，這是老話常談，但事實真的如此。

至於打開被攝者心房，那沒別的！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夠久，一部紀錄片常是以年為單位拍攝。被拍攝的漸漸對攝影機產生免疫，忘記我們的存在，但這時才是我們的功課。

當他不在乎攝影機存在時，會記錄到很瑣碎但是動人的細節，這時反而是我們要保護他，因為他已經把自己完全敞開了，當我們構築故事時，更應該為被攝者著想。

文化+：導演花那麼長時間去紀錄，對方敞開心房時，導演也要毫無保留接受，拍攝結束後會不會深陷在低落情緒中無法走出來呢？

楊：可能別人不同時期經歷的階段，我們會非常密集的在短時間看到。這種情緒沒有處理好就會反撲，這大概是一種代價吧！

有病就要看醫生。我不避諱說這件事，我服藥了非常長的時間，我的諮商師說：「哎呀！導演，你只要不拍紀錄片就會好了。」我不敢確定這是不是熱愛的事，但有些回饋會讓我撐下去。

文化+：導演拍攝紀錄片的生涯中，無論是得獎或是觀眾反饋，有特別印象深刻的嗎？

楊：很多人以為是得獎或是票房，但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因為我在大學教書，有次學生拍了跟玫瑰花有關的作品，報告前還神祕的來跟我要求希望能播10分鐘的長度。影片中，有個戴著花布斗笠的花農大嬸好奇問他們為什麼要拍這個，學生就說是要拍紀錄片功課，大嬸再分享曾看過「被遺忘的時光」，學生還在鏡頭後興奮大喊「啊！那就是我們老師。」我還想著：「哼！想討好老師我，怎麼可以打斷被攝者說話，看我待會怎麼電你們。」沒想到大嬸突然轉頭對著鏡頭說：「我從紀錄片裡才知道失智症，我們村子裡有個人也是這樣，原本都笑他老番癲，看了才知道『揪拍謝』。你們老師我不認識啦！他做這件事我只有佩服，在我心裡這是很棒的。」教室裡的學生哄堂大笑，只有我一個人淚流滿面。

每次剪接時，我都會跟剪接師說「這就是我最後一部紀錄片了。」他一開始還會勸我，但作品完成得到回饋後，我就會告訴自己：那就再拍一部吧！後來剪接時又會跟剪接師說一樣沮喪的話，他已經不想理我了。

文化+：對力州導演而言，紀錄片在人生階段的意義有改變嗎？

有段時間是呈現正義和公益，有時又發現公益無法靠紀錄片做到，有時又變成藝術作品，有段時間又變成反思自我。

可能年紀到了，創作對我而言有更多哲學跟宗教的反思，像我之前拍攝「前進南極點」。那時跟Discovery洽談時，我打趣說希望茫茫大雪中出現金剛經，他們崩潰大吼：「為什麼？」但因為2500年前的佛陀每天就是好好吃飯、好好穿衣服、好好走路，我們在南極也是這樣，還有研究1912年率領英國隊伍前往南極探險的領隊羅伯特史考特日記時，我無法確定，但我一直感覺到他知道挪威探險隊先一步到達南極點後，有不打算活著回來的念頭，我想呈現這樣的感受。人有求生的念頭，難道沒有求死的意志嗎？

這些定義不斷流動，但我現在有監製新人製作「怪咖」系列紀錄短片的身分，正義公益的衝撞，就交給年輕人吧。

（本文出自文化+雙週刊第82期「一部紀錄片救地球」－ 楊力州回首紀錄片25年來時路，4/26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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