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專欄 韓國階級複製助長校園霸凌 弱勢處境難翻轉

對經常關注韓國新聞的讀者來說，霸凌相關新聞其實並不少見，無論是藝人團體內部不合、體育選手遭教練或隊友不當對待，甚或公眾人物不堪網路霸凌而身心受創等，這次掀起輿論關注的霸凌事件則是公眾人物過去就學時期的霸凌行為被爆出，雖然部分爆料內容真實性仍有待釐清，但接二連三的爆料也顯露出韓國霸凌文化的嚴重性。

記者在好奇之下查閱了台韓相關單位就校園暴力所做調查結果，根據韓國教育部每年進行的校園暴力現況調查，在2020年報告中顯示的聲稱受害比例僅0.9%，聲稱目擊霸凌事件的比例則為2.3%；台灣兒福聯盟於2018年調查的結果則為17.1%受訪學生自認曾遭霸凌，64.7%受訪學生表示曾旁觀霸凌事件。

「韓國絕對不可能那麼少」，一名年約30歲的韓國朋友這樣說，「大部分的人都不想說、也不敢說」，「這種調查根本就沒有用」。彷彿呼應他的說法，功能類似維基百科的韓國網路百科全書Namuwiki上關於校園暴力現況調查的說明中，第一句話便是使用放大字體標註的「完全沒有用」。

這位平時看來相當開朗的朋友說，他國一時也曾被班上同學欺負，「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那時候比較矮」，包括室內鞋被偷、課本被藏起來等「有趣的小玩笑」，但當時他從未想說要告訴老師或家長，「那會讓事情變得更複雜」。

「其實我們都知道老師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他說，與其讓同學發現他告狀，進而用更嚴重的手段報復，不如保持沉默，讓這些只是為了好玩才欺負同學的人自知無趣，轉向下一個目標。

同學之間惡作劇，其實並不稀奇，但若在學校環境中發生欺凌事件時應擔任仲裁者的老師失去了仲裁的能力或權力，事情就可能一發不可收拾。「我覺得問題就在於恐龍家長」，那位朋友做出結論。

雖然沒有確切調查數據，但多名韓國朋友異口同聲認為首都圈霸凌狀況比非首都圈嚴重，首都圈內又以有錢有權人士子女聚集地區更為嚴重。

「學校裡都會傳說誰是某某議員的小孩、誰的爸媽是醫生律師等等」，一名朋友這樣說，除了這些背景不凡的學生可能因父母壓力受到導師特別照顧，成績好的學生也會特別受到照顧，「不過現在到處都是補習班，沒錢幾乎也不太可能成績好」，學生之間的「階級」就此成形。

在霸凌事件發生時，沒有父母作為靠山，甚至是雙親都忙於生計而無暇顧及孩子的學生便成了弱勢。根據1995年成立至今，致力於改善校園霸凌問題的非政府組織綠樹基金會調查，這種「令受害者無法積極發聲」的社會風氣，更助長了霸凌事件的發生。

根據綠樹基金會歷年調查，在基金會投入相關問題改善後，校園霸凌加害率及受害率都有所趨緩，但在2014年後卻再次回升，原因在於隨著智慧型手機普及，網路霸凌增加同時，校園霸凌發生時點也出現低年齡化的狀況。

基金會指出，韓國人持有智慧型手機比例高達95%，是全世界持有智慧型手機比例最高的國家，霸凌事件類型也從肢體暴力轉為以言語暴力為主的網路霸凌，對人際關係、精神上造成更大傷害；而在小學發生的校園霸凌事件，現在甚至高出國、高中。

從這次校園霸凌Me Too運動，可以看到這些過去在學期間受霸凌壓迫的弱勢反彈，藉由輿論熱度及網路快速傳播的優勢，才讓這類事件獲得關注，但事過境遷，又因加害者成為公眾人物才出現利用輿論揭露的機會，實際上仍正在發生的校園霸凌現象可能還是很難消弭。

此外，也有部分爆料內容被反爆料者說是加油添醋，在藉由輿論「伸張正義」與「攻擊」的平衡之間，是否可能產生新的網路霸凌事件，值得關注。（編輯：林憬屏）1100314

▼綠樹基金會理事長接受節目訪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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