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愛器捐路／醫護化身「擺渡人」　盼用理解縫合生死

（中央社記者蔡孟妤、林巧璉高雄6日電）在生死交界的加護病房裡，有些生命在盡頭前倒數，然而也有許多患者持續等待重生契機，器官捐贈正是生與死的橋樑，這段路需要病人、家屬和醫療團隊共同成就。根據統計，台灣每年有超過1萬名患者在生死邊緣等待器官移植。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器官移植醫事委員會主席林育弘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台灣每年有超過1萬人等待器官移植，然而每年實際完成捐贈的個案僅有數百人。在傳統「死留全屍」觀念與家屬悲慟難忍的拉扯下，如何開口勸募、如何圓滿生命最後的抉擇，成為台灣醫療體系中最艱難卻也最有溫度的課題。

器官捐贈數量無顯著提升

「至少十多年來都是這樣的比例」，林育弘說，實務上每年捐贈組織（如眼角膜、皮膚、骨骼）的人數有增加，但捐贈器官的數量並沒有顯著提升，每年實際捐贈器官的人數約100到150人，加上組織捐贈約300多人。

根據衛生福利部網站統計，去年全國共有4萬2746人註記器官捐贈，其中高雄為5499人，居全國之首。高雄市衛生局統計，高雄自民國104年至今年4月16日止，已有4萬7856位民眾完成器官捐贈註記，平均每年簽署人數由約3000人增加至5000人。

然而，在健保卡上的註記，只是推動器捐的第一步。在醫療實務中，「家屬不同意」仍是器捐推動上最難跨越的鴻溝。

「器官捐贈是生命走到盡頭的另一項選擇，對醫療團隊而言，會希望可以完成病人及家屬的心願圓滿。」高雄長庚器官勸募協調師羅云綸坦言。在第一線常遇到家屬意見不一的兩難。即使病人生前簽了字，只要步入病危、家屬反對，器捐流程就必須止步。

高雄長庚社工師陳曉芹也分享，有些民眾在註記時，並未真正與家人溝通。當醫療團隊向病危家屬提及器捐時，家屬往往一臉茫然，甚至因悲傷過度，懷疑家人當初是不是被騙才簽署。

「很多家屬不是不認同器捐，而是不知道能不能幫生命即將逝去的家人做這個決定。」高醫社工師王婷瑩溫柔地道出家屬的心聲，很多家屬曾擔心「他會不會怨我幫他捐出器官？」也因此每年醫院都舉辦器捐活動，就是希望讓更多人主動註記，最重要的是和家人談這件事。

王婷瑩觀察到，許多符合器捐條件的末期患者生前並未註記，家屬在面臨摯愛即將離世的巨大衝擊下，還要扛起決定是否器官捐贈的重擔。他們最常崩潰自問：「如果我幫他答應了，他會不會怨我？」甚至在答應器捐後，還要默默承受家族親戚的流言蜚語與指責。這段過程，對家屬而言是極其煎熬的二次傷害。

為了建立信任，台灣的器捐機制極為嚴謹。林育弘說明，進行器捐前，捐贈者必須經過2次嚴格的腦死判定，受贈者也完全依循公平的排序制度。更重要的是，醫療團隊絕對尊重家屬意願，「即使病人有註記，只要家屬不同意，我們就不會勉強。」

3D列印器官模型　維持器捐後大體外觀完整

許多人對器捐存有誤解，以為答應器捐後，醫院就會放棄搶救，或者遺體會變得「不成人樣」。林育弘說，團隊一定是在生命確定無法救治、符合法規時才會啟動程序；且在器官摘除後，醫療團隊會使用3D列印器官模型細心補齊、縫合，維持大體的外觀完整，這也給家屬內心不少寬慰。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移植中心主任張文燦指出，從器捐到移植，是一場集結眾人之力的接力賽。從病患的遺願、家屬的大愛，到身體狀況評估，再到捐贈與植入的黃金時間，每個環節都得精準無誤。

「每當大愛捐贈者評估通過，醫療團隊都會向捐贈者與家屬深深致敬。」張文燦感性地說，「我們會告訴家屬：這些器官會被好好使用，謝謝你們的大愛與捨得。」

與歐美國家相比，台灣的器捐推動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林育弘舉例，西班牙採取「預設默許」制（只要沒註記拒絕，即視為同意），且歐美對於心臟停止後的死後器捐（DCD）發展較完善；而台灣目前仍以腦死器捐為主。如何透過醫療科技克服心跳停止後的器官品質問題，是台灣未來努力的方向。

透過 Google News追蹤中央社

「器捐推廣要費很多心思，被拒絕的機率很高，但我們不會放棄。」羅云綸與陳曉芹笑著說，與家屬的互動中，深切被這份大愛感動，他們把逝去家人的痛化成力量，讓團隊體認到這不只是一份工作，器官捐贈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它教會我們這世界有愛，值得堅持信念繼續下去」。

醫院每年透過家屬關懷活動與追思會，讓捐贈者家屬看見受贈者因重獲新生而健康生活的模樣，這就是大愛傳遞最好的禮物。（編輯：黃名璽）115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