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危機／中國篇－一帶一路大國博弈　柬泰越農漁民的集體悲歌

（中央社記者曾婷瑄、李宗憲、吳昇鴻31日河內／曼谷／新加坡連線報導）湄公河綿延流經的國度美麗卻哀傷，原本天然資源充沛，人民與世無爭，如今卻淪為地緣政治與大國開發主義下的犧牲品。

長約4900公里的湄公河，在中國境內被稱為瀾滄江，由北向南穿過高山峽谷，流經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及越南。這條跨國河流的水資源治理，長期以來依賴1995年由柬、寮、泰、越四國共同簽署的「湄公河協定」（Mekong Agreement）。

然而，在瀾滄江幹流上築起一座座巨壩的中國，長期以來拒絕加入「湄公河協定」。在老牌的湄公河委員會（MRC）中，北京僅維持著「對話夥伴」的疏離身分。

水壩引發首波衝擊

泰國清萊府清盛縣的班索果村（Ban Sob Kok）隔著湄公河支流郭河，與寮國相望，當地冬季罕見淹水，但2013年底河川暴漲，農民眼睜睜看著農田遭洪水吞沒。最近一次是2024年，淹水更擴及清萊市區。

班索果村代表汶塔（Boontham Tarnart）站在湄公河岸邊，指著河岸柱子高處的一條水痕說：「河水一度漲到那裡，把所有農作物都淹沒了。」

長期研究湄公河議題的清萊皇太后大學（Mae Fah Luang University）講師蘇布薩坤（Suebsakun Kidnukorn）指出，湄公河沿岸居民一直承受上游水壩帶來的衝擊，因為中國在瀾滄江興建多座水壩，改變了河川流量與生態系統，影響魚類洄游與河岸農業。

「旱季時，湄公河的水位應該會更低，但一旦中方打開大壩閘門，水湧出後，水位就會上升」。蘇布薩坤告訴中央社，上游放水也曾導致部分河岸農地遭淹沒，使得傳統耕作愈來愈困難。

再往下游，柬埔寨最大水力發電站塞桑河下游2號（Lower Sesan 2）水壩，以及建於柬寮邊境的棟沙宏（Don Sahong）水壩，是中國深化在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體現。

這兩大水力發電項目，皆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與大國資本的延伸，不僅箝制湄公河水量與沙量，控制跨國電力供應，更左右魚類生態與糧食安全。

柬埔寨人不要犧牲家園換水電

對於中國建在咫尺之外的水壩，一位恰好名為China的柬埔寨漁民無奈告訴中央社記者，過去也曾在會議中提問：「為何利潤都屬於對方，但承受風險的卻是柬埔寨？」別人卻說，這是為了國家發展。

位於柬埔寨的洞里薩湖，是東南亞最大淡水湖。因為水庫水量變少、雨季漲水延後，導致魚類資源驟減。

洞里薩湖漁民Koy Chea說：「覺得不公平又能怎麼辦呢？能找誰來幫解決這個問題？既然法規和政策已經落實，就不可能去反對它。畢竟每天用的電，是從那座水電廠輸出來的。」

被中資水壩塞桑河下游2號趕出家園、又被中資香蕉園奪取土地的柬埔寨布儂族（Bunong），抱有不同看法。

族長Srang Lanh女士告訴中央社記者，對那些沒有被水庫波及的人來說，他們當然很高興有水有電可以用。「但對我們受害者而言，一點也不想接受、不想使用這種犧牲家園換來的水電」。

她指著腳邊的延長插頭說，自己花30多美元買太陽能板，就能用上好幾年的電，同樣能點亮兩、三盞燈。「水庫破壞了我們的地理環境，掠奪我們的財產。我們所有的生態都被破壞了，這簡直是在毀滅柬埔寨的國土」。

淡水伊洛瓦底豚遭滅絕

大壩對湄公河的撕裂，衝擊的不僅是人類的漁網與生計，當工程的巨響與炸藥的硝煙順著水流蔓延，這場開發風暴緊掐住流域內其他的脆弱生命。

極度瀕危的伊洛瓦底江豚（Irrawaddy dolphin，又稱伊豚）以湄公河深水潭為棲息地之一，不僅討喜聰明，更與漁民互利共生。牠們會驅趕魚群，幫忙漁民抓魚，還會以擺尾姿勢傳遞撒網信號，與漁民的互助合作超過百年。

然而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調查，該河段最後一條伊豚在2022年死亡後，原有的13隻在水庫周邊徹底消失。各界認為，大壩興建直接摧毀了這個脆弱的種群。

棟沙宏水壩旁的社區生態觀光協會（CBET）主席San Mao說，建水壩時，親眼目睹他們用炸藥炸開岩石。爆炸產生的火藥殘留物和化學物質全流入河中，直接污染並衝擊伊豚棲息地。

伊豚對生存環境的要求極高，必須生活在非常乾淨的水域裡，水不能有污染，也不能受到這種工程衝擊干擾。

「在我們以前曾擁有伊豚的地方，現在什麼都沒了...當牠們徹底消失後，心中遺憾無法言喻。最巨大的痛心莫過於，我們好不容易擁有如此稀有的自然資源，最終仍眼睜睜看著牠們化為烏有。」他這麼說。

中國一帶一路戰略　彷若一把生態利刃

水壩以及中資在柬埔寨主導的德崇扶南運河（Funan Techo Canal），都引發激烈爭議。支持者認為這是互利共贏的基礎建設開發；批評者則將其視為環境破壞與新經濟殖民。

這條斥資17億美元、長達180公里的巨大運河，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的標誌性工程，預計於2028年完工，旨在連結柬埔寨首都金邊與暹羅灣，重塑柬國的物流航運命脈。然而，德崇扶南運河卻在下游鄰國、特別是越南的心口上，插上了一把生態利刃。

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黃氏河（Hoang Thi Ha）接受中央社訪問指出，金邊當局堅稱，德崇扶南運河主要取水自湄公河的「支流」，而非幹流。

根據「湄公河協定」中「事前通知、事前協商與協議」程序（PNPCA），支流開發屬於最低門檻，柬埔寨只需要履行形式上的「事前通報」，鄰國無權實質審查，更無權叫停。

她提到，多位國際頂尖水文專家在對比衛星與地形數據後直言，該運河在乾季時的巨大水量，實際引水來源必然直接來自湄公河幹流。僅僅以「支流通報」掩蓋幹流引水的事實，存在極大的環境風險。

黃氏河指出，該運河在最初規劃時，對外宣稱是以航運為主的運輸通道；但隨著工程推進與資金到位，柬方逐步將「農業灌溉」納入核心用途。

她認為，航運對水量的消耗被視為是暫時且循環的，但灌溉則是徹底的「消耗性用水」。特別是在極度缺水的旱季，大規模的農田灌溉引水，將導致流向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淡水流量下跌，恐怕引起海水倒灌與糧倉鹽鹼化風險。

湄公河跨境治理機制失靈

面對外界質疑治理失靈，「湄公河委員會」秘書處執行長布莎迪（Busadee Santipitaks）透過電郵向中央社記者表示，「湄公河流域問題往往涉及氣候變遷、水力發電、土地利用變化、都市發展及污染等多重因素，並非單一原因造成」。

湄公河委員會是由泰國、寮國、越南和柬埔寨等湄公河流域下游國家共同組織。

針對泰北近期出現的重金屬污染問題，布莎迪表示，「湄公河委員會持續透過跨國監測機制蒐集資料，並協助會員國共享資訊」。

她同時坦承，湄公河委員會的執法權有所侷限，「湄公河委員會主要角色是促進合作與協調，實際執法與管理權限仍掌握在各國政府手中」。

泰國社區資源中心基金會（Community Resource Centre Foundation）共同創辦人兼律師拉塔納瑪尼（Rattanamanee Polkla），直接將湄公河委員會比喻為「紙老虎」。

她無奈說：「該委員會沒執法權，僅能透過外交管道協商討論問題；若涉入非成員國，更沒有其他辦法。」

中國「瀾湄合作」去問責化算計

中國與緬甸並非湄公河委員會成員，而是以對話夥伴身分參與相關機制。

2016年，中國主導成立「瀾滄江—湄公河合作」（LMC，簡稱瀾湄合作），成員涵蓋中、柬、寮、緬、泰、越6個流域國家。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莊嘉穎精準破譯北京的策略：「大國憑藉自身龐大的資源與戰略能力，自然不願受到既有國際法律框架的束縛。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展現出高度傾向於『自行設計會議機制與區域組織』的行為特徵。這類封閉式的自建平台，能讓北京從一開始就牢牢掌握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組織運作及規則制定的絕對主導權。」

有別於湄公河委員會以「規則談判、跨國協商、生態問責」為核心的繁瑣體制，中國主導的LMC採取一種極具誘惑力的「並行軌道」，它淡化了敏感的水權分配與環境責任，取而代之的是鋪天蓋地的融資支持、大型基礎建設、發展貸款與技術援助。

黃氏河分析，水資源談判在現實中從來不是孤立的科學議題，它必然被嵌入在更廣泛的外交與經濟大盤口中。中國透過LMC，成功將水資源治理與「一帶一路」的發展融資、能源安全及減貧計畫，實施深度的「利益綑綁」。

「對於極度渴望基建資金的次區域國家而言，LMC提供了一條不需要面對嚴格環保問責、可以直接換取經濟利益的捷徑」。黃氏河直言，中國藉此展現其作為「上游強權」的巨大自由度－不受法律約束、隨意調配引水，同時用金權政治將下游國家逐一分化。

法律追不上污染速度

對於湄公河出現重金屬污染問題，拉塔納瑪尼向中央社分析：「污染與環境衝擊可以跨越國界，但法律與司法權限卻往往受限於國界之內。」

她指出，污染源在緬甸境內，受影響的卻是泰國、寮國、柬埔寨及越南等下游國家。即使受害居民希望透過法律途徑究責，也面臨司法管轄權不足的問題。

中國駐泰國大使館5月回應媒體關於湄公河重金屬污染的問題時表示，「中國願繼續通過瀾湄合作機制，與湄公河流域各國加強水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共同保護好流域生態環境和水質」，但未回應是否有中國企業涉及污染。

無論是湄公河委員會或瀾湄合作機制，迄今都未就重金屬污染事件提出具體跨境治理方案。

汶塔至今仍常到湄公河岸邊觀察水位。過去十年，他親眼目睹濕地消失、魚群減少，到近年爆發洪水與重金屬污染。

「這些問題不是我們造成的，這些工程也不是我們建造的，但最後承受後果的卻是我們。」（編輯：楊昇儒/周永捷/唐佩君）115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