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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聯辦代表行使監督權 位階提高與否有待觀察

2020/11/23 14:11(11/23 14:47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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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載明,主權移交後香港50年不變;但22年後的「反送中」,讓一國兩制提早進入下半場。北京近期加快機制化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落實「愛國者治港」,並以更彈性的「人大決定」治港。而各領域在整治典型案例後出現寒蟬效應,未來民氣將如何紓解,仍是未知數。(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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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沈朋達台北23日電)換帥後的中聯辦,對香港內部事務更積極發聲,並強調自己代表北京,監督一國兩制實行狀況的角色。但學者指出,「監督權」具體的實行機制,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反送中」抗爭爆發後半年多,北京2020年初對治港體系作出調整,原北京中央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王志民遭撤換,改由曾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駱惠寧接手。

不久後,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被降為副主任,「一把手」則由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夏寶龍接任。

自此,港澳辦和中聯辦改由「副國級」和「正部級」官員領導,讓外界關注這兩個機構的角色,是否會更為重要。

在此之前,香港社會就有「西環(中聯辦所在地)治港」的說法,指中聯辦是香港的地下管治者。

而駱惠寧上任後,中聯辦的角色更為鮮明:從立法會內衝突到「港獨」教師,中聯辦積極對各種香港事務發聲譴責,並強調自己有權代表中央對香港事務「行使監督權」。此外,駱惠寧還在中國「十一國慶」時,親自探訪劏房(小坪數分租房)貧戶。高調的形象,讓有輿論形容中聯辦貌似「香港黨委」,甚至變成港府的「太上皇」。

所謂的「監督權」究竟是什麼?這個概念在2014年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中已經出現,當時的文件寫著: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

更直白的說,中聯辦可以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行狀況,進行監督。

中聯辦4月17日的聲明則這麼說:「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立法權,均來源於中央授權。被授權者須對授權者負責,授權者對所授出的權力擁有監督權,這個道理不言自明。」

這個說法引起不小反彈,香港社會一些輿論認為,按照基本法,除了外交和國防事務外,其他事務應該都屬香港自治的範圍,北京不應插手。

然而,北京近年不斷強調對香港擁有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權力,而這從張曉明在中共19屆四中全會後指出的中央對港的「10項權力」論述,就可明顯看出。

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畫高級研究員林緻茵對中央社分析,北京始終強調京港之間是「授權」關係,而非「分權」,因此才會出現「有授權,就有監督」的說法。

那「監督權」這項未出現在基本法中權力,具體該如何執行?依照港澳辦4月21日的聲明表述,在一國兩制實施受到嚴重影響的情况下,中央就必須「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法加以糾正」。

林緻茵說,過去半年多,中聯辦的確透過發聲明,對立法會、教育界,和泛民主派「初選」等各種事務積極發聲,而這些聲明也形同建制派組織的風向球。

但林緻茵指出,所謂的「依法加以糾正」,具體是要依什麼法?而沒有行政權的中聯辦,又要以什麼機制糾正?這些問題都還有待釐清。

她認為,目前「頭戴三帽」(身兼中聯辦主任、港澳辦副主任、港府國安委員會國安顧問)的駱惠寧在治港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會是未來觀察中聯辦如何行使「監督權」的重要指標。

有輿論認為,中聯辦現在似乎扮演「下指導棋」的角色,港府跟隨著它的聲明而行事。但林緻茵認為,目前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中聯辦的聲明和港府行動有因果關係,或具體的先後次序。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則指出,駱惠寧上台後,中聯辦近期在基層社區的身影變少了,且許多對港指令都是直接由北京下達。從這個角度而看,現階段還很難說中聯辦的位階有顯著提高。

上述的跡象顯示,中聯辦未來將更積極扮演監督者的角色;但若要說他成為港府「太上皇」,甚至取代港府,可能還言之過早。(編輯:吳柏緯/朱建陵)10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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