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止戡亂開啟兩岸互動 憲法本文與增修條文矛盾未解

（中央社記者游凱翔、葉素萍、鍾佑貞台北1日電）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至今30年，學者指出，廢除臨時條款是回歸民主憲政國家重要一步，也讓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發生結構性轉變；但憲法文本的「中國設想」與增修條文的「台灣現實」，兩者間的矛盾仍未解決。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中華民國憲法」附屬條款，源自國民政府當年在中國大陸為應對中國共產黨的動亂，提供總統在國家實施緊急權的程序上可不受憲法所限，經國民大會制訂此條款，於1948年5月10日公布實施。

不過，在大陸頒布實施的臨時條款，因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加上反攻大陸計畫遲難實現，隨後遇到國民大會代表任期將屆續選的「代表中國」合法性問題，以及蔣中正再連任第3任總統的憲政爭議。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國民大會由各省選出代表。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林春元指出，當時國民政府已失去大陸的統治權，不可能選出大陸各省的合法代表；如果第2屆國大只在台灣選出，國民政府將失去領導全中國的統治正當地位。

1954年，任期6年的國大代表與監察委員面臨改選。為了解套，大法官會議同年1月29日做出釋字第31號解釋，以「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為由，肯認「仍由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繼續行使其職權」。此為「萬年國會」提供憲法位階背書。

另一問題是1960年蔣中正第2任總統將屆滿，如何合法合憲連任第3任的爭議。由於憲法限制，蔣介石必須修訂臨時條款方式以解套，但修改臨時條款須有國大代表總額1/5提議，2/3出席及出席代表3/4決議。

林春元指出，憲法規定國民大會代表總額是3045人，但因為戰亂、投共、失蹤等原因，實際來到台灣的國大代表僅一半左右、約1600多人；亦即，可達成1/5的提議人數，但跨不過2/3的通過修改臨時條款的人數門檻。

為此，1960年2月12日，大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85號解釋，將憲法所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重新解釋為「以依法選出而能應召在中央政府所在地集會之國民大會代表人數」為基準；此舉除解決現有國大人數不足，使得國民大會集會與決議人數成為浮動狀態，促使臨時條款可以持續修改，並且讓蔣中正得以連當5任總統。

從憲政體制看，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進金指出，在臨時條款框架底下，當時的台灣並不是民主，而是威權體制的獨裁，因此廢除臨時條款是回歸民主憲政國家的重要一步。

然而，廢除臨時條款無法靠單一政治事件，而是一整個歷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指出，蔣經國1987年解除為期38年的戒嚴，但台灣仍然處於動員戡亂時期；蔣經國晚期想推動改革，但幅度有限，無法滿足台灣社會的要求。

陳進金也認為，回顧當年時空背景，民主進步黨1986年創黨，如果當時的政府不解嚴、就必須抓捕民進黨；因此，必須理解歷史脈絡前因後果，不必去強調宣布解嚴的偉大，有此成果「是人民的力量、是來自民間及民眾的呼籲與衝撞而來」。

1991年5月1日，實施長達43年之久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被廢止，且為了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憲政運作，制訂並公布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而在持續的抗爭爭取下，人民遭禁錮的憲法權利逐一恢復。

薛化元指出，「刑法」100條於1992年5月15日修正通過，此後言論主張不再構成叛亂要件，台灣白色恐怖時代有關思想、言論、結社構成叛亂的法律規定，正式走入歷史；此外，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也讓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發生結構性轉變。

他指出，在動員戡亂體制下，中華民國政府將北京政府當作叛亂組織。李登輝透過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一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中國大陸的現實；另一方面則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持續存在，特別是在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後，有權利要求在國際上取得應有地位。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張五岳也表示，終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前後最大差別，在於動員戡亂時期，兩岸人員間不可能正常交流，若要接觸，僅能透過密使，當時雙邊也無正常經流及物流；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雙邊才能開始務實面對互動及其衍生的問題。

不過，張五岳指出，在動員戡亂時期，台灣明確將中國大陸界定為一非法叛亂團體；動員戡亂終止後，當指涉兩岸時，憲法增修條文稱自由地區及大陸地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則稱台灣地區及大陸地區，迄今未予中國大陸及兩岸互動明確定位。

對此，林春元指出，台灣社會內部對於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有很多不同意見，此矛盾從未被解決、憲法上也沒被解決；中華民國憲法文本設想的是中國大陸國土，增修條文設想的是在台灣的現實，這矛盾必須透過確認國家定位與制憲（修憲）才可能解決。（編輯：林克倫/謝佳珍）1100501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