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馮席拉赫寫不完的罪與罰 叩問人性尊嚴與價值

（中央社網站）面對面之前，從出版訊息、國外媒體報導感受到的馮・席拉赫是深灰色的，總是面容凝重、一臉嚴肅，即便微笑時看起來也像是心事重重。坐在台北國際書展德國館現場與他促膝而談，才發現如果要用顏色來形容，這位律師作家該說是像他的眼睛顏色一樣，從水藍到銀藍色，層次分明且立體，還有著像會場粉紅色抱枕一般鮮亮的親和力，和讓人冷不防一愣的幽默感。

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1964年生於德國慕尼黑，做了25年刑事辯護律師，委託人包括前東德中央政治局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前聯邦情報局特務諾貝特．尤瑞次科等備受矚目的人物，以及從政商名流到中下階層的常民百姓。2009年，45歲的他以處女作「罪行」一書轟動全球，接著連年推出驚人佳作、本本暢銷，而且是全球暢銷，售出超過35國版權，更拍成電視劇、電影。

一個司機阻止了可能的變態謀殺，卻被判徒刑；九名管樂隊的凡夫俗子毀了一個女孩的人生，竟沒有任何人背負刑責；不善社交的中年男子把情感寄託於性愛娃娃，被迫動手報復傷害娃娃的鄰人，該負什麼樣的罪責？馮席拉赫用一個又一個短篇故事讓讀者不自覺地思考是與非、善與惡，低迴再三。

他被譽為「德國最會說故事的律師」，有人形容他是橫空出世的文壇巨星，馮席拉赫在接受中央社專訪時透露，他其實早在13歲就寫了第一本劇本。

13歲寫劇本 害怕老了以後死在潮濕的地下室

在世俗眼光裡，律師的收入要比作家豐厚得多，尤其是像馮席拉赫這樣一位頂尖律師，怎麼會轉行寫作，還變成專職作家？他眨眨眼、側著頭說，這是個好問題。13歲時他寫了人生中第一個劇本，當時有人告訴他，一般作家都很窮，而且「老了以後會得肺病，最後死在潮濕的地下室⋯」。

少年馮席拉赫沒有勇氣承擔這種「後果」，他的家族500多年來有很多人從事法律工作，他也自然而然去念了法律。畢業時，柏林圍牆剛倒塌不久，他加入的律師事務所正在為前東德領導人何內克（Erich Honecker）辯護，於是，馮席拉赫擔任律師的第一個案件就是為前東德總書記辯護。

做了25年律師，馮席拉赫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當刑事辯護律師和作家，差距沒有想像中那麼大，「兩者都是在講述一個故事」，律師為被告辯護時會探討當事人的動機，就像作家在說故事一樣。從律師到作家，不是一夜之間的轉變，「人生中除了愛情，其他的事都不該一下子了斷」，他向前傾了傾身，用說個秘密般的語氣講了這麼一句讓人剎時一愣的哲理。一開始，他白天執業、晚上寫作，後來發現他的書頗受歡迎、也賣得不錯，才慢慢停止了律師工作。

馮席拉赫的文字帶著強烈的德國風，用字精練、簡白，沒有複雜的語句結構、沒有華麗的辭藻堆疊，看起來平鋪直敘，像走在一條再普通不過的社區小路上，再普通不過地邁步，再普通不過的上坡、下坡，不記得拐彎轉角，就這麼自然地走著走著，卻在不知不覺中發現：怎麼走到這兒來了。

這種維持著距離的旁觀，再激動再悲傷也不會聲嘶力竭吶喊的筆調，是律師本色的理所當然。而馮席拉赫的本事，是能在冷靜到近乎冷酷的文字背後，讓讀者感受到悲憫與難以言喻的無奈，忍不住嘆息。

罪行到罪咎再到懲罰 三部曲反映司法程序

2009年的「罪行」，以一個老醫師手刃髮妻的案件開場，馮席拉赫用11個短篇故事，揭開德國法律小說的新頁。2010年的「罪咎」繼續訴說罪與罰的心理煎熬、人生崩毀，2018年系列最終章「懲罰」出版（中文版今年2月上市），馮席拉赫說的故事更沉重也更暗黑。這是預先設定好的三部曲嗎？

「本來就設計好要寫3本，法官在一起官司中就是按照這樣3段程序來審理，」馮席拉赫說：「首先要確認有一起犯罪事件（罪行），接著確認被告就是這起案件的罪犯（罪咎），最後是量刑（懲罰）。」

這個系列確定就此完結？以後還會有第4本、第5本嗎？聽到記者這麼問，馮席拉赫哈哈笑著說，也許等到他8、90歲時會寫第4本，那麼書名應該是「平反」。

既然是早已設定好的罪行三部曲，為什麼前兩本只隔了一年，第3本卻足足隔了8年，這中間他還寫了好幾本長篇小說、一部劇本，難不成是因為法官量刑需要的時間比較長，出書間隔得跟著拉開？

「欸，這是個不錯的答案，下次有人問起，我可以這麼回答。」說笑歸說笑，他想了想，還是認真答覆。最終章「懲罰」反映比較黑暗、複雜的面向，每個人難以承受的懲罰都不同，到底什麼算是懲罰，每個人的答案也都不同。對有的人來說，坐牢是最大的懲罰；對有的人來說，不能出門散步就是最大的懲罰。

「三部曲之中，這本書（懲罰）對我來說最困難，花了比較多時間。加上全書最後一篇（『我的朋友』）帶有個人背景，你讀過就知道，我的朋友自殺了。處理這個經驗需要時間，因為它⋯⋯很個人。」

從「我」到沒有「我」 敘事角色轉變的背後

「懲罰」書中最後一章「我的朋友」，揭露馮席拉赫提筆寫作的契機，這是他寫作10年來首度公開表露心跡；也是全書唯一一篇由第一人稱「我」來敘事的篇章。

「罪行」三部曲的前兩作，作者以全知全能的第三者，和委任律師「我」的第一人稱兩種視角交錯出現，律師的意象很鮮明。到了最終章「懲罰」，這個律師的「我」消失了，彷彿刻意屏住呼吸、斂去身影，隱身在故事背後，這是刻意而為嗎？

這個提問讓馮席拉赫有些訝異，也許是沒想到有人注意這個環節。「這本書裡，敘事的『我』的確是消失了，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改變了，覺得不需要『我』來敘述。另一方面，如果這個『我』一直在故事裡出現，就不能在最後一篇用第一人稱來講述帶有個人背景的故事。」

恐怖分子劫機 你會犧牲164人性命拯救7萬人嗎

馮席拉赫的祖父巴度・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納粹的帝國青年軍領袖，在紐倫堡大審被判刑20年。成名之後，馮席拉赫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回答媒體相關提問，他的長篇小說「誰無罪」探討納粹罪行與報復，被視為自傳式小說。2011年他在明鏡週刊發表長文「你就是你——為何我無法回答關於我祖父的問題」訴說心聲，坦言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得到答案。

以罪與罰為寫作核心，馮席拉赫直言，家族背景也許在潛意識裡決定了他的寫作取向，所以他不會寫喜劇。他不斷透過各種情節設計，叩問人性與人權、權力與尊嚴的價值選擇。引起最多討論的是這個故事：

一名恐怖分子劫持客機，強迫機長改變航道撞向7萬人滿座的足球場，空軍戰鬥機駕駛違抗上級命令，在最後一刻射下客機，機上164名乘客全數罹難。戰鬥機飛行員必須站上法庭接受審判，他的法官是觀眾，由觀眾來判決他有罪還是無罪。

這個劇本在不同國家的劇院上映，也拍成電視劇。根據官方網站統計，約有60%觀眾判決被告無罪。這樣的結果符合他下筆時的預期嗎？

馮席拉赫回答，在故事脈絡下要判決被告無罪比較容易，要判有罪很困難，「我們的直覺反應是判他無罪，因為他救了7萬人。但劇院觀眾有40%判他有罪，這是很好的結果。關鍵不是判決結果，而是引起討論。」能讓觀眾開始思考、討論國家法制基礎、價值選擇，對他來說才重要。

故事全出自律師執業經歷

馮席拉赫曾經寫道，他筆下的故事全來自自身律師經歷。的確，真實人生可能比任何創作還要離奇，如何掌握故事鋪陳與律師守密義務之間的分寸？專訪最後，忍不住要問律師作者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去過老印刷廠？看過老印刷廠的鉛字沒有？一家印刷廠可能有幾十套不同的鉛字，你可以從這組鉛字取一個A、那組鉛字取一個E來拼字。」馮席拉赫處理過700個案件，從不同的案件擷取一部分發展成故事，他很有自信沒有人能把故事和特定個案連在一起，「至少這10年來沒有任何人對我的故事有意見或抱怨。」1080215（編輯：黃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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